书籍简介：《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王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该书是作者近年来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介绍、评论、推荐、辩论的28篇文章合集，归为理论思考、产业政策、中国经济等几大部分，对这门新理论进行了全面、独到、通俗的讲解，并涉及了很多近年来改革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问题，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则需与之适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状况各异。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较为稀缺，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是既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将发生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是，任何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该经济体在此时点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并由此决定在那个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不了解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误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不起来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主张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在这类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此类产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保护补贴下才能建立起来并继续生存。所以，结构主义强调的市场失灵，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为何不能发展壮大的误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市场扭曲，是政府为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存在的。若取消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进而引发失业和动荡，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同时，一些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是国防产业的基础。为避免社会动荡和损害国防安全，转型中国家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取消保护补贴后，实施隐蔽的保护补贴，但其效率更低。新结构经济学为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何成功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给予原来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有助于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放开对原先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逐渐获得了自生能力，当传统部门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时，再取消保护补贴，就可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经济取得稳定、快速、包容发展的最佳途径。企业会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随着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必须随着产业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以及改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协调等市场失灵问题。
    发展中国家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足，但是，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只能针对所要发展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也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才能发挥“有为政府”所应该有的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尚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快速发展的发达国家。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产业政策的失败而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政府所要支持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这些产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长期的保护补贴，这就导致了资源错配，滋生了寻租和腐败行为。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通过因势利导使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产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同行业中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在国际竞争中，由于电力、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总成本太高而缺乏竞争力。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环境等以降低交易成本，并给予先行企业一定的激励以补偿其外部性，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诞生不久，已得到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界青年学者王勇经多年深入思考，在参与学界的各种讨论中形成的优秀学术成果。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地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观点及政策内涵，有助于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看待新结构经济学；第二，提出了对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产业政策的深刻见解，并指出经济学家们应果断抛弃“产业政策究竟应不应该要”的意识形态纠缠，着力研究如何帮助制定和执行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第三，总结了各类有限政府的不同内涵，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界定，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动态变迁”与“改革”内涵，分析了“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主要区别，澄清了一些学者对“有为政府”的误解；第四，分享了作者对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独到思考，并结合有关经济专题，展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我相信，展读此书对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关心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以及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广大读者大有裨益。希望更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关注中国实践，注重理论创新，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