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等。近期就城市化问题发表观点。

 

     城市化与大国发展
    如果在国际化的视野里看人均GDP和国家的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应该达到的水平偏低接近10%。所以，如果承认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个重要标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城市化率要不断提高。这个过程必须完成两个任务，第一是“补课”，中国所在的点回到那个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关的普遍规律上去；第二，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断推进我们的城市化率。
    我们看中国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越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这是全球的普遍规律，是违背不得的客观规律。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中国的人地矛盾，中国人口众多，城市没有做好制度准备，农村也没有做好准备，认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这样的论述中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第一个目标是控制人口流动，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缩小城乡差距；第三是减少农业补贴。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这里面蕴含着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问题，如果把一个国家分成城市和农村，城市在右边，农村在右边，农村和城市的生产有什么差别？农村的收入受到资源总量的约束，比如农村地区最重要的产业就是农业，农业的GDP总量受制于土地面积，给定土地面积，农业的产出很难增长，这是农村经济的特点。小城市也有类似的问题，而城市地区是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有两个最重要的驱动力：技术进步和经济积累。只要资本持续增长，只要技术持续进步，其实它是无极限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农村的GDP或农业的GDP在这个国家的份额是持续下降的，中国农业GDP仅占全国GDP的8%左右，趋势上还是下降。农业GDP的份额在下降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让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达到均等化，我们在人口上应该怎么布局？人口和GDP的分布必须是基本一样的，这样就会导致人口持续从农村流向城市，这就是城市化的最基本的道理。这时候，如果城市说“你不要来”，施加一个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术和管理导致的“城市病”——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不让城市化发生的话，会出现城乡间收入差距，那就需要转移支付、补贴。换言之，如果阻碍城市化进程，要么出现城乡间收入差距，要么出现巨额的农业补贴。今天中国出现的问题是，巨额的农业补贴已经让财政觉得不堪重负。
    我们到底在哪里城市化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问题。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制造业严重依赖于低成本的海运，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同时，亚洲是制造业中心，到美洲和日本是没有陆上运输条件的，必须走海运。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只有国土的右半边是人类比较宜居的地方，北方没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结冰的。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必然大量集中在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因为水运和海运的成本较低。
    数据分析显示，仅“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城市之间GDP总量差异的接近40%，即越远离沿海大港口的城市GDP的总量就越小。再看中国的GDP和人口空间分布。把中国的城市按照GDP规模从高到低排序，到所有城市占中国GDP的50%时结束，能发现中国的GDP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省会城市，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集聚。
    中国人口的空间布局和GDP的空间布局之间是错位的，中国的北方人口很多，这跟历史上农业社会有关，因为北方是平原，发展农业条件比较好，再加上北京是政治中心，东北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很强，所以人口的重心偏北，但是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往南移。人口和GDP空间错位，就会出现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别。于是人口会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走，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城市，净人口流入越多。
    这些道理可以用几句话总结。第一，城市化必须要提高。第二，由于东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具有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优势（包括地理条件），人口还会进一步集中。最后，未来城市化的政策必须实施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包括从其他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转移的人口。包容还包括两个身份特征。第一，低技能劳动者。在未来经济发展里，低技能劳动者会越来越多地从事城市里的服务业，城市也需要他们来发展，所以要面向低技能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做到均等化。第二，面向孩子。未来转移人口的孩子，如果不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就会转化成现在大量存在的留守儿童问题，这又事关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