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王永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金融学）。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理论、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应用微观等。近期就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表观点。

 

    融资难问题本质是抵押品匮乏问题。金融创新无非是创造新的承诺和（或）创造新的抵押品。
    有效的金融体系将社会资源配置给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将蛋糕做大而促进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面临的“融资难”却制约着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根据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年报》，截至2017年末，小微企业贷款和全口径涉农贷款和余额分别为24.3万亿元和30.95万亿元，占人民币贷款总余额的比例仅为20.23%和25.76%，而小微企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贷款额与其贡献并不匹配。
    由于任何金融合约都是一种承诺（promise），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都有违约的可能，都需要某种抵押品（Collateral），因此融资难问题的本质是抵押品匮乏问题。
    在企业自身抵押品不足的情况下，它们只能选择第三方融资担保公司增信的方式获得融资，而目前的担保公司多是一些小公司，并不能承担起风险分摊的作用，这也加剧了融资难问题。
    破解中国的融资难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激活经济中的抵押资产
    抵押品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抵押品的数量和使用效率往往决定着一个地区金融的发达程度。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提到，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穷人虽然拥有资产，但由于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不完整，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交易，不能通过抵押获得贷款，所以这些资产不能成为资本。而在发达国家，土地、房屋等产权界定清晰，可以作为贷款的抵押品；不仅这些资产可以作抵押发行金融合约（如债券），债券本身又可以进一步作抵押发行新的合约，以此类推；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连最底层的资产（如土地和住房）都不能用作抵押品。
    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沉睡的抵押品”。本来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由于制度原因无法作为抵押品，使得本就稀缺的抵押品更加匮乏。农村土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农民只能行使使用权和收益权，却不能合法行使转让权，这让农村土地无法发挥其作为抵押品的价值，更加剧了农户融资难问题。 目前，在一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比如浙江义乌等地，农房能像城市商品房一样作为抵押品来获得贷款，让农村“沉睡”资产得到激活，将资产变成了资本，缓解了农村融资难的问题。
    另外，目前银行比较青睐的抵押品多为城市部门的土地和房产等不动产，除不动产之外，还可以通过将一些动产纳入到抵押品范围内，比如存货、应收账款等。在美国，95%的中小企业动产可以作为抵押品。在中国虽然法律上已经允许动产用作抵押品，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品的信息系统（最近的供应链金融问题就出在虚假的应收账款信息上），实际上动产并没有很好地被用作抵押品。
    除了抵押品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之外，中国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也是导致融资难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做到充分利用抵押品、合理扩充抵押品，那么可以通过第三方担保的办法为借款企业增信。然而目前国内担保公司规模小、数量少，且各地担保机构之间相对独立，没有形成稳固的风险分摊机制，甚至屡次出现担保公司跑路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担保公司的风险分摊作用无法发挥，企业难以通过三方担保获得贷款。
    如何才能充分释放经济中的抵押资产？针对以上问题，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首先要通过产权和法律改革释放出更多的抵押资产，这将对促进金融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有充分抵押品的情况下，融资流程会变得更有效，举个例子，价值100元的资产，如果可以作为抵押品借到99元，那只需要实际投入一元的本金，杠杆是100倍，抵押品利用的好可以撬动更多的资源。抵押品的产权界定越清晰、其价值的不确定性越小，杠杆就越高。在产权界定不清楚的拉丁美洲和印度，100元的土地用作抵押，可能只能借到50元钱，即杠杆只有两倍。资产杠杆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化的能力。
    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巨额沉睡的资产，尚不能用作抵押品（即杠杆为零），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让其发挥其作为抵押品的价值，这将创造出大量的资本；其次应该鼓励银行接受动产作为抵押品，采用存货和应收账款融资等抵押品来进一步缓解“融资难”问题。
    其次，为了进一步克服抵押品的稀缺问题，就要完善第三方担保公司风险分担的功能。第三方担保是采用担保公司的信用为融资方背书，相当于为贷款提供保险，分担违约风险。在国外，信用担保公司多为大规模的保险公司，如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这种实力雄厚、资本充足的大型保险公司。而目前国内担保公司规模不够大，资本金不够多，承担不了这种风险；另外，担保公司在与银行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银行会将代偿风险100%转移给它们，使得它们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也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因此建议金融监管部门推进金融创新，用政策鼓励大的保险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因为担保本身实质上是一种保险，小的担保公司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金，难以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只有大的保险公司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
    二、整合和利用信息系统
    金融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抵押资产的传统金融，另一种是基于信息和大数据的Fintech，即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用户信息库，根据信息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可以说，这种情况下，信息成了新的抵押品。新的信息技术是解决传统金融中抵押品不足问题、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中国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可以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对借款企业的风险监控。阿里金融就依托信息和数据开发了新型微贷技术，丰富的个人数据使在线贷款信息更加透明，申请贷款不需要提供抵押品，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审核，不仅节省了抵押品，还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审核成本，提高融资效率。这些数字化普惠金融业务通过整合数据作为支撑，为小微企业等提供无抵押、无担保资产的贷款。但是基于数据的贷款模式需要更完善的信息系统，一旦在数字整合环节存在问题，就很难推进。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的征信数据一般依靠线下方式获取，但目前农户相关数据缺失较为严重，这也是农村融资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的时代，数据变成了重要的资产。因此应该鼓励实体金融机构发展信息技术，使用丰富的数据评估融资方的违约风险，将信息资产作为新的抵押品。目前来看，现实中很多信息都没有整合起来，大部分银行不能获得企业的税务数据、工商数据、经营数据、司法数据等详细数据。除现有的结构化数据以外，还可以使用大数据技术对企业招聘数据、网站行为数据、社交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挖掘，为金融机构提供信用参考。如果银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征信数据，也可以像阿里金融那样开展以信息为支撑的贷款业务。信息系统的整合一方面提供了新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抵押资产的透明度（降低了不确定性）而提高了杠杆水平。
    三、以保险市场改进信贷市场
    保险业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渠道正在不断拓宽，保险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层次，既可以直接针对违约风险进行保险，又可以通过对抵押品进行保险来提升抵押品的价值。
    直接针对违约风险的保证保险类似于CDS（credit default swap），当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时，由保险人承担偿还责任，分担企业的违约风险，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在政策鼓励支持下，信用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业务的推广试点以及银保合作，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机制更加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保险细分产品也在不断增多，比如，阳光财险报批的个人房屋抵押经营贷款保证保险在2018年5月已获银保监会批复。
    另外中国在一些农村地区开展了试点信用互助互保，互助互保的功能和保险类似，但前者范围太小，风险是相关的，不能分散，所以参与率不高。其实可以采取更好的金融创新，将互助互保范围扩大，比如引入更大的保险公司对农业、小微企业的风险进行担保，这样不仅降低了风险，还能提高融资水平。
    而针对抵押品的保险，则是通过提升抵押品价值，提高杠杆率，从而提升融资效率。例如，美国加州经常发生地震，这对住房的抵押品价值有负面影响，加州引入住房巨灾保险后，不仅提高了抵押资产（住房）的价格，而且提高了房地产公司融资的水平。这是因为被保险后的抵押品变得更值钱了，含有抵押品的保险能够提高杠杆，从而提高融资水平。中国从2014年起在深圳、四川、云南、广东等地开展巨灾保险试点，但在政府主导的救灾体制下，市场化的商业巨灾保险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推进保险发展方面，应该鼓励资本金充足的大保险公司开展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贷款保险业务，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增信，缓解融资难问题；还应该推进巨灾保险等针对抵押品的保险险种，鼓励大型保险公司建立再保险等风险分摊机制，通过政策帮助巨灾保险公司提升风险承担能力。
    总而言之，破解中国的融资难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首先，更好地激活和释放经济中的抵押资产，抵押担保是解决融资难问题的关键，可以通过充分利用现有抵押品、创造出新的抵押品的方式解决抵押品不足的问题，另外可以采用大保险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融资企业增信。其次，金融机构要更好地利用信息系统，完善征信数据，创造出新的信息资产、提高抵押品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资产杠杆水平和融资效率。最后，应该推进保险在信贷中的作用，发挥保险分摊信用风险的功能，并利用保险提升抵押品的价值，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