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修泽 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 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
[摘要]1984年莫干山会议是我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大讨论”，参会“以文选人”，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上层领导的重视。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是我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大讨论”。参会“以文选人”，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重要的讨论。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上层领导的重视。需先申明一点，我不是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只不过后来，我又自觉自愿地成为这段历史的搜集者、研究者。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所掌握的文献、史料，再现的莫干山会议前前后后“上山、山上、下山”的一部分情况。
一、背景：会前中国改革面临的三个焦点
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国内背景主要是三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型。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就是1978年11月2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农村经过五六年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相当之快。农村改革已初见成效，那么如何趁着势头，把农村的改革推进到城市里边来，这是当时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第二个焦点，就是理论创新的问题。据我所知，1984年10月将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就涉及一个改革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问题。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及上海、广东等地的一些专家，特别是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他就力主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支撑。他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就指出“现在我们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的挑战”。但是，国内的经济学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也叫另外一种派别。他们认为要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或它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个理论来进行。这也反映了当时他们的一个思想认知，就是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否则就会削弱计划经济的格局和作用。
第三个焦点，就是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问题。1978年开始搞改革，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一段时期，实践中虽取得一些成就，但事实上有些改革遭到了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正是以上背景，促成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这是比较广阔的一个历史背景。
二、基础：会前的“多股中青年力量”及其思想准备
国家有需求，中青年这方面也有供给。从全国看，1984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界中青年几股力量已经开始兴起，为莫干山会议准备了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
一是从全国经济学界看，三股中青年力量开始崭露头角。第一股力量是中央国家机关内以及国家机关周围聚集的一批中青年研究者。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农村研究这块已经形成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很成气候。第二股力量是高等学校。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等等。 第三股力量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有关省的社会科学院的力量。
二是中青年力量在京城的聚集。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几股力量在京城已经开始聚集，形成合力，自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从史料看，他们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几年，已经初露锋芒。
三是地方中青年崛起。地方的朋友也很活跃，例如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就办有读书会， 探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以“南世中”的笔名在《读书》杂志发表论作。
四是国民经济讨论会的思想准备。在京城和地方这些学术圈子的基础上，1983年，朱嘉明、黄江南和张钢等先后组织了9次国民经济讨论会，每次30～50人不等，内部讨论不报道，讨论会已经触及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宏观经济问题、财政体制问题、金融体制问题（含证券市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以及社会就业问题等。
正是那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需求与中青年的智力供给这两个方面碰在一起，才有了莫干山会议这么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三、“上山”：莫干山会议的筹备与集中上山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莫干山会议实际上是一个由民间发起，中央新闻单位出面组织，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和支持的会议。所以我曾经在有关文章里边写道，这叫作“民办官助”。“民办官助”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农研中心拨出了1万元人民币来作为会议的经费。不要小看这1万元。当时这1万元，很管事的，而且关键不在数目多少，它表明一种态度，就是说有关部门支持召开这个会。
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会议的主要发起、组织者有四位，即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的朱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经济学周报》的负责人张钢、时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根据四位发起、组织者的有关材料，莫干山会议的酝酿发起不是仓促的决定，而是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商议和策划过程。根据我对历史资料的梳理，是从北京初步酝酿，到杭州策划商议，再到天津归来北京，最后敲定的。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布了《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称：“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者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论文选拔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五不讲”，即“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总的说就是“以文选人”。这是关于召开莫干山会议前的信息。6月12日正式发的这个征文启事，实际上是个动员令，动员全国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向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研究成果。
从1984年6月12日到8月15日短短两个月零几天，收到的来稿（包括论文和研究报告等）一共1300多篇。这1300多篇成果由论文评审组来进行阅读和挑选。论文评审组的组长是王小鲁同志，当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编《未定稿》（内部刊物）；还有一位组长是周其仁同志，他当时在农发组工作，是一位对农业问题很有研究、功力深厚的学者。副组长有朱嘉明、卢迈、宋廷明、高粱四位。评审组成员还有若干，主要参与看稿。因为后来来的稿子甚多，原来的审稿队伍人手不够，就又扩大队伍，张少杰、蒋跃、夏小林、高善罡等都是论文评审组成员。按照“以文选人”原则，经过严格审稿，从1300多篇来稿当中选了100多篇（选定114人，另给浙江10个名额，共计124位代表）。可以说，参加莫干山会议的124位代表，大部分是“以文入选”的。
为使会议筹备工作有序进行，成立了会议筹备组，据我掌握的资料，会议筹备组的组长是张钢，副组长两位，一位是徐景安，他当时是国家体改委规划处处长，还有一位副组长是黄江南。到8月底，整个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然后就是准备上山。
会议召开时间是1984年的9月3日。 9月1日，我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罗力、杜厦、金岩石以及天津的郝一生等由天津乘火车到达杭州。下车后在杭州站附近的红楼招待所报到，住了一晚，第二天集中乘坐大巴前往位于杭州市西北方的德清县莫干山。
回想春秋时期，一对夫妻莫邪和干将在此铸剑，锻锤成雌雄宝剑（雌号莫邪，雄称干将），后世为纪念他们，遂将此山命名为“莫干”。鲁迅先生曾著有《铸剑》一文。我当时想，虽然不是来此“铸剑”，但要实实在在地“论剑”吧。
四，“山上”：莫干山会议召开及讨论的问题
1984年9月3日上午9点，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在莫干山450号的一个天主教堂举行。主持开幕式并致辞的是《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先生。王先生在会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
王瑞荪先生讲完话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先生也有一个致辞。他那个致辞的题目叫作《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当时我就觉得这10个字分量很重。前一句5个字，提出了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到这里来聚会，是“时代的召唤”，似乎蕴含着“时势造英雄”的味道。他标题第二句5个字，叫“崇高的责任”。显然是想说，你们到这来开会，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是要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献计献策，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拿出真知灼见，是谓“崇高的责任”。这两句话是他开幕式致辞的标题，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薛驹作为东道主讲话，其中有一句分量很重：“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中青年学者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他还简要介绍了浙江省改革发展的简要情况。此外，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干局的闫淮也作了即兴发言，但我没有文字材料保留。
大会开幕之后，从9月4日开始，分成7个组在各自驻地进行讨论。
在北京筹备的时候，原安排5个组，到了山上，发现人来得比较多，而且从国家需要来讲，还有两个专题也要展开。根据与会代表的研究专业特长，分组就由原来初步规划的5个组，扩大为山上的7个组。这7个组讨论的议题几乎覆盖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大重点命题，成为会议的“骨架”。第一组为宏观组，到山上，根据徐景安同志的提议，主要讨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最热点的问题：价格改革的基本战略问题；第二组为企业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聚焦国企改革；第三组为开放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及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逼机制问题；第四组为流通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第五组为金融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第六组为农村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第七组为理论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
总体上是这么7个组。这7个组每一个组实际上都有一个或两个核心人物。不是随便给人分组，而是这方面的专家才相应地分到这方面的小组，这样他在会上才能够运筹帷幄，能够组织，他知道问题的水深水浅，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哪些地方可以略而不谈。我刚去报到的时候，被分到金融组，组长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蔡重直，组员有沈水根、刘渝等。但是报到以后，我们南开大学4位同事当中的领头者杜厦，他在开放组。他找我说：“修泽，你刚从深圳特区调查回来，对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研究，到我们开放组吧。咱们南开经研所来的4位，再加上天津社科院的郝一生和体改办的杨海田，都集中到开放组，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拳头。我们就可以发出比较强烈的声音。”于是，经大会秘书处调剂，我就从金融组转到了开放组，算作“适当流动”吧。1984年3月，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带着我和几位年轻研究人员到深圳调研。鉴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在深圳调查中，老师确定我重点调查香港招商局独自成片开发的蛇口工业区体制问题。调研后，我形成了《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的调研报告。我就是带着这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莫干山的。所以到开放组，也是正合我意。
9月4日以后，就开始分组讨论。讨论很热烈，还发明一种“挂牌讨论”。就是说本组或本人定于某时某地，要讨论什么什么问题，欢迎有兴趣的来参加。因此，会上虽说有这么7个组的划分，但是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挂牌讨论”的形式 ，有点像赶集，自由度比较高。会议有个规定，发言不许拿稿。每个组都围绕一个主题，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几个不同观点再辩论。
根据我当时的参会记录和会议的简报（以及后来我看的会议8份上报报告），莫干山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贡献，我现在归纳成5个大问题来叙述。
第一个大问题，关于价格改革问题。这也是这次莫干山会议的第一组讨论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关于对外开放以及开放倒逼改革问题。这是讨论得比较深入，也有战略价值，并对后来产生了影响的问题，是开放组讨论的主要内容。这组的召集人是朱嘉明。主要成员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和我，还有天津的郝一生，上海的陈申申，内蒙古的郭凡生等。值得关注的就是，经过领导小组研究以后，大会的秘书处把开放组以《以沿海开放地带为先导，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为题的报告，作为整个莫干山会议简报的第1期，可见其内容的分量。
第三个大问题，关于农村的结构改革以及相应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这也是会上进展比较明显的话题。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大包干，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到1984年，农村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
第四个大问题，关于金融改革，特别是创办资本市场的问题。金融改革问题在会议上的讨论颇有进展。因我一开始分在金融组，所以对此很关注。这个组有一批金融专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刘渝、齐永贵，广东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沈水根，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肖帆等。他们当时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金融改革我们到底抓什么重要环节？这些议题的设置很有水平。这组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明确地提出来企业要发行股票，国家要创办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是1990年后的事情，但他们当时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听完了以后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五个大问题，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问题。中国的国企改革到底以什么作为目标？二是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问题。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我认为在会上比较有进展的是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破产问题。思路是，既然要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国有企业要搞自负盈亏，相应地，国有企业既要负盈，同时也要负亏。
除上述五个大问题外，莫干山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关于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等，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9月10日上午举行大会，由小组推举出的几位代表发言。下午举行闭幕大会，由浙江省领导和冯兰瑞社长做大会总结。那天恰是中秋节，虽然山上颇有寒意，但地上天上，花好月圆，会议圆满结束。综合以上会议讨论的几大进展——从价格改革的调放结合、“双轨”推进，到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及相应开放倒逼改革，从农村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到创办资本市场以及主张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等等，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思想轨迹，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发轫与集中展现。
五、“下山”：莫干山会议的效应与影响
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效应价值与影响，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评判。
第一，莫干山会议讨论研究的成果，直接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多年后，孔丹曾在我参加的一次会上说：“当时，劲夫同志正好在山下——杭州，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调研。我和山上开会的一些年轻朋友熟悉，于是就自告奋勇上山‘打探消息’，下山后立即向劲夫同志汇报。劲夫同志听后很感兴趣，不久就在杭州约见了会议部分‘主力’成员。”9月8日上午，张劲夫同志在杭州汪庄二号楼接见部分莫干山会议人员，召开了杭州座谈会。这个会实际上是莫干山会议的一个延续和升华。他们在会上所汇报的内容引起张劲夫同志的关注。会后，会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正式报告。负责起草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有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和周其仁。参加执笔或参与提纲写作的，除了这5位以外，还有杜厦、蔡重直、田源、华生、蒋跃、刘渝等。经过上述朋友的努力，到9月15日，完成了8份主题报告。7个组为什么完成了8份报告？原因是价格方面问题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一份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第二，推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上面说的莫干山会议的一些成果直接为中央献计献策，属于对策性研究。除了对策性研究之外，我认为它还有理论层面的推动价值。会后不久，主办单位之一的《经济日报》从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在《理论版》连续发了5块专版，选登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有水平的文章选。《经济日报》的《理论版》排了一个大标题——《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一共选登了18篇论文。5块专版、18篇论文是：9月25日，选登了2篇，分别是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9月28日，选登了4篇，分别是我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陆丁、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9月29日，选登了3篇，分别是周小川、 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田源、陈德尊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10月4日，选登了3篇，分别是张宝通的《联产承包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状况》，张太平的《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王长远的《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10月11日，选登了6篇，分别是郝一生、杜厦的《搞好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配置》，夏禹龙等的《借鉴特区形式，开发新兴工业》，朱嘉明、何伟文的《引进先进技术与保护民族工业》，金岩石的《内地资源开发与沿海对外开放》，沈水根的《对外开放与人民币汇兑制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的《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其他报刊也有论作发表。这18篇论文放在《经济日报》的《理论版》，而且是以密集的火力，像排炮一样地发出，给整个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带来了较强影响。因为当时正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正期待着改革的理论。那时候推出这18篇理论文章，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界乃至于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推动了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第三，促进中青年经济学人才队伍成长。莫干山会议之后，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并做出比较突出贡献的同志，被国家和中央有关部门所发现，委以重任或者是调入其中工作（这或许与中组部青干局人员参加会议有关，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现莫干山会议上的中青年学者的机会）。这就从人事上给国家有关方面提供了新鲜血液。比如，田源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家体改委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参会时为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毕业后到体改所工作。
莫干山会议还直接催生了《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根据莫干山会议上商量的意向，会后不久，由中青年学者自己创办的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4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刊。第一届编委会由36位中青年学者组成，总编辑为丁望，副总编辑为王小鲁等；第二年即1986年，编委会有所调整，朱嘉明改任总编，增加罗保铭、黄江南任副总编；第三年即1987年，改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和天津中青年经济学会联合主办，南开大学为上级主管部门，朱嘉明为特聘主编，逄锦聚、姚林和我为副主编。这份民间学术刊物以京津沪为核心，聚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和有创造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也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
第四，形成一种莫干山精神并影响后世。有人问我说什么是莫干山精神，我说了四个精神：一是历史担当精神。就是有责任担当，有家国情怀，想的是国家、民族、天下，“铁肩担道义”。在历史的关头，中青年学者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勇敢地担起了历史的重任。二是公平竞争精神。莫干山会议有个特点可以载入史册，就是“以文选人”。明确“五不讲”：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三是自由讨论精神。会上的另一特点是自由讨论。争论激烈到“抢话筒 ”的程度 。激烈到某人滔滔不绝的时候，主持人到时间要“敲杯子”，让你戛然停止。大家可以想象，“抢话筒”“敲杯子”那是一个什么场面？自由的讨论，热烈的辩论！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可陈述己见。我觉得这样一种自由讨论的风气是非常难得的，这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是有一个学术宽松的氛围，学者敢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贾春峰先生的话，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也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会后他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总结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文章，标题为《一股清风扑面来》。他说：“当我听到那些富有哲理和激情的发言时，阅读到那些来自改革第一线的调查报告时，似乎有一种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四是上下互动精神。上面有这种思考，有这种需求，恰好与莫干山会议的中青年学者的讨论结合在一块，两股力量在一起交叉，真正地互动，这样一种上下结合的精神是有包容性的，也是比较难得的。这些，我认为是莫干山会议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里，我要强调，莫干山会议精神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那个大时代，也就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习近平同志曾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这里的精髓是“忠实记录”。为了对历史负责，使莫干山精神能薪火相传，我做了自己力求忠实的记录工作。
（本文为摘要，详见《口述改革历史（上）》迟福林主编，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