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因素在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充实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融，人口老龄化、劳动供给短缺等问题开始凸显（蔡昉，2010），另一方面，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宽松，国内的人口流动愈加频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约3亿4千万人次的迁移（Chan，2013），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Ma & Tang，2018）。在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今，随着我国中部地区的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成都、西安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不断放宽落户政策，我国已经开始呈现出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城市的迹象。在人口结构转型和全国性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基于微观的视角研究人口结构转型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必然性 ，而且有助于厘清我国出口贸易实现转型升级的应对思路。

  铁瑛、张明志和陈榕景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一文，是张明志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结构变动与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研究》（项目批准号：17BJY146）的阶段性成果。该文基于2000、2005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即“城市劳动人口比”，基于海关数据库所提供的高度细化的企业出口信息，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这一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下均保持稳健；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对出口的影响也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

  针对于实证估计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该文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采用了更具外生性质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人口结构；二是基于海关数据库所提供的“企业-产品-目的国-贸易方式”层面的高度细化的出口信息进行实证研究，基本上规避了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三是构建出“企业-产品-目的国-贸易方式”高维面板数据，通过严格的固定效应控制大大降低了遗漏变量的风险；四是构建出城市层面抚养比等多个人口结构指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了省级层面的人口结构指标共同进行回归，并对结果进行交叉比对，规避了解释变量统计误差的问题；五是对数据维度进行放缩处理，并在多个维度上对基准结果进行反复验证；六是借鉴李兵和任远（2015）的思路，寻找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对基准结论的可信性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与已有研究相比，该文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构建出基于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弥补既有研究关于人口结构指标构建的不足，使得基于城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与出口的关系成为可能。第二，基于城市层面来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并立足于微观视角提出并验证了人口结构影响出口的“成本机制”与“人力资本机制”，相比于已有基于储蓄率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个有益的补充和改进。第三，该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该文的研究结论不仅给出了中国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之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解释当前城市间的“抢人”大战，为推进现有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经验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