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在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Akerlof, 1970）。在国际贸易中，由于空间距离、语言、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质量信息不对称现象更加严重。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如何克服质量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在国际贸易文献中，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有限。一般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获取质量认证（如ISO9000认证）、建立自有品牌、通过贸易中介出口，以及为品牌商做贴牌代工等方式来解决质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上述方式的共同点是，个体企业被作为质量识别的主体，不存在企业之间的外部性。然而在现实中，要充分识别个体企业的产品质量往往是困难的，因此购买者可能会将企业所属的“群体”的平均质量声誉作为额外的信息来源。地区和行业在现实中往往被作为划分“群体”的自然标准。“意大利皮鞋”、“德国汽车”、“法国红酒”等是国家产品质量声誉的例子。“景德镇陶瓷”、“西湖龙井”、“湖笔徽墨”等则是地区产品质量声誉的例子。当地区产品声誉影响到个体企业的出口时，就存在外部性，市场自发的结果可能存在无效率，因此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Cage & Rouzet（2015）和Chisik（2003）等文献研究了“国家质量声誉”对出口的影响，指出低的质量声誉会将部分优质企业排除在出口市场之外，从而导致一国出口陷入“低质量陷阱”。他们还讨论了政府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如出口补贴和最低质量标准等。但这些研究都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支持。尤其是，国家或地区的质量声誉会对出口表现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直接的实证研究证明。
    《地区质量声誉与企业出口表现》一文利用中国出口企业数据以本地区企业出口的同类产品平均质量为该产品“地区质量声誉”的代理变量，并将其与企业出口绩效相联系，发现在控制了企业产品自身的价格以及质量后，“地区质量声誉”越高，企业出口表现越好。在利用固定效应控制贸易成本、地区层面的供给冲击以及目的国层面的需求冲击，并考虑各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这种影响依然十分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产品本身的异质性程度，产品质量异质性程度越高，“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越大。由于产品质量异质性程度可以看作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度量，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地区质量声誉”有助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升企业出口表现的假说。
    此外，本文还发现：第一，相对于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对于国外进口商来说质量不确定性更大，因此其出口绩效也更受“地区质量声誉”影响；第二，自身产品质量较高的企业质量信号显示能力和动机都更强，对“地区质量声誉”依赖程度也更低，因此相对于产品质量高的企业，自身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出口绩效更受“地区质量声誉”影响；第三，出口目的国距离越远——因此质量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出口表现越受“地区质量声誉”影响；第四，相比于直接出口，通过贸易中介进行出口更受“地区质量声誉”的影响，这可能与通过贸易中介出口的多为中小企业有关。最后，本文还发现，除了对出口量的影响，“地区质量声誉”的提高对产品出口价格提升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有这些结果都与“地区质量声誉”有助于企业在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实现更高出口表现的假说一致。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出口取得了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达13.8%，比过去将近50年中任何一个国家达到过的比重都高。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崛起，以及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出口在数量上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的转型升级已经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是随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施炳展，2013），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出口发展的障碍。尤其是“中国制造”目前的国际声誉并不理想，声誉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2016年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国家声誉”在参评的70个国家中排名57，在墨西哥和印度之后。因此，提升中国制造的“国家声誉”和“地区声誉”是推动中国出口转型升级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地区质量声誉”确实对中国企业出口存在重要影响，从而也间接为“国家质量声誉”的重要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就政策涵义而言，文章认为在推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关注作为地区公共物品的“地区质量声誉”的培育。相应地，中央政府也需要关注“国家质量声誉”的培育，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以避免中国出口陷入“低质量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