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理论类重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批准号15ZDB132），于2015年11月举行开题论证会，2016年9月举行大国经济学术论坛，目前已经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共有12篇学术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研究》、《财贸经济》、《财政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主要在以下方面的研究取得进展。
    1、组织翻译《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丛书》。通过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参考。已选择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的规模》（ ALBERTO  ALESINA  and  ENRICO SPOLAORE）、圣马丁出版社出版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ROBINSON）等英文著作，将正在翻译成中文由经济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同时，撰写一篇题为《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研究回顾》的学术研究综述。
    2、通过界定发展中大国的内涵选择研究对象。欧阳峣等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发表《发展中大国的界定、遴选及其影响力评价》，根据 “发展中国家”特征和“大规模国家”特征，提出发展中大国的定义，并遴选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南非、刚果（金）共13个发展中大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AHP分析评价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发现当今世界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影响力不断上升，在世界格局中有着重要的自然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和治理影响力。发展中大国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支配的情况逐渐改变，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研究大国效应、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关系。李君华等在《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发表《大国效应、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认为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是大国两个最主要的自然特征，从这两个自然特征出发可推导出“大国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存在的条件。通常，土地面积与国家人均收入有正向关系，而人口规模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在土地面积和其它条件给定的情况下，若一国人口规模适度偏大，该国人均收入将会高于小国；但是，若该国人口规模超出一定限度，该大国会因拥挤而丧失其优势。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交易成本、经济结构差异和国家之间的开放程度都有可能显著地减弱和逆转大国效应。可见，大国效应的形成需要一定条件，国家规模与贫富差距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4、总结中国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演变机制。欧阳峣等在《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发表《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采用阈值协整模型对1955—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随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而变化，这证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规模效应，且在不同消费规模下形成不同的作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入驱动。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入驱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关键是扩大居民消费相对规模，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使国内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5、分析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优势形成的影响。欧阳峣等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发表《国家规模能够影响经济发展优势吗？》，基于国家规模影响经济增长优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国家经济增长优势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38个国家样本数据验证不同规模国家在经济增长优势形成中存在的显著差异性，发现大国的经济增长与其他类型规模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大国经济增长优势的形成在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存在，这种优势不仅仅是单纯的由技术落后而引起的后发优势,而且是由资源要素禀赋引起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技术能力、市场能力和社会能力而形成的综合优势。
     6、概括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型式。欧阳峣在《光明日报》2015年7月27日发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认为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有效地支持产业发展，内向型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大国发展型式。中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大规模市场需求形成“大国效应”，应该寻求大国内需优势和全球化红利的契合点，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易先忠等在《财贸经济》2016年第4期发表《国内大市场与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采用规避“本地市场偏好”的国外市场份额客观度量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发现伴随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本土企业贸易的本地市场偏好增强,国外市场份额下降；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对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贡献度低,处于主要出口国的较末端水平；中国国内市场扩张未能显著提升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这些证据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仍是有待开发的出口优势的潜在源泉。
    7、测度发展中大国的比较优势和创新优势。张杨等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金砖国家显性比较优势》，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1995~2011年数据对金砖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进行测算和跨国比较分析，揭示被＂统计幻象＂掩盖的全球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格局新动向，即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明显，俄罗斯的优势则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印度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优势明显。陈琦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发表《 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进行测度；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与微观生产效率两个层面分析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提出解决制约新兴大国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瓶颈问题的对策措施。
    8、揭示发展中大国经济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生延超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发表《发展中大国的空间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认为发展中大国的要素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形成的不同的空间结构：多元结构、圈层结构、梯度结构等，并呈现出非均衡性、多元性等特征，导致发展中大国的产业布局模式表现出三种模式：以资源为依托的产业链条型布局模式、以政策诱导为依托的产业园区型布局模式及以市场引导依托的产业集聚型布局模式。不同的产业布局模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布局模式，发展中大国应根据区域空间结构合理选择并适时促进经济布局模式的调整和升级。
    9、讨论后发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欧阳峣等在《光明日报》2016年7月27日发表《后发大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比较利益，通过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后发利益。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步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假如没有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新增长动力，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具有大国的综合优势，包括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应充分利用大国综合优势，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10、探索新兴大国经济合作和金融稳定的措施。汤凌霄等在《财政研究》2016年第9期发表《国际最后贷款人视角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运行模式分析》，认为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承诺式”具有易发起且节约大量非危机时期运营成本的合理性,但金砖国家相互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日益密切将导致经济协动性增强而加剧资金有限性,因而主张转向“嵌入式”,借鉴欧亚稳定和发展基金经验,着重解决将发展与稳定功能置于同一机构带来的资金来源、运用和管理上的功能冲突。汤凌霄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基于保险指数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系统梳理金砖各国参与CRA的各项成本与收益基础上修正保险指数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不同参与程度下的“理论”保险指数、现行条约框架下的“真实”保险指数、极端情况下的“特种”保险指数并分别予以测度，结果显示除个别时段和个别国家外，长期来看，CRA的设立对金砖各国尤其是金砖国家整体具有正的经济效益，该结论为CRA的设立和有效运行提供了有力的行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