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不存在政党轮替体制下由于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而导致的不同执政方针，但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成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资源统筹者角色，因而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地方官员更替将会造成前后届政府施行政策的不连续与不稳定，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并可能导致当地企业面临政策风险。尽管2006年8月6日，党中央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及《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强调要处理好官员任期与官员交流的关系，从制度上对官员任期和交流进行了细化和规范，然而各地党代会和政府的周期性换届和平时不定期的官员调任仍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地方公共政策的连续性，从而加剧当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
    企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一直都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企业风险按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内部治理机制引起的非系统性风险，一类是受外部宏观环境影响的系统性风险（张志强，2010）。从内部角度看，管理者的自身特质、企业产权性质、多元化程度都会加剧或减弱企业风险（余明桂等，2013；李文贵等，2012；张敏，2009）；从外部角度看，所有企业都将受到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对企业所受外部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因宏观经济政策变动造成的风险（姜国华、饶品贵，2011；马永强、孟子平，2009），却忽视了对政治环境变动的考察。而在目前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的中国式分权机制和以相对绩效为核心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傅勇、张晏，2007；周黎安，2008），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力与动力去制定经济政策，从而使得中国企业相比西方国家企业受到政治环境变动的干扰更大，同时投资者也将更看重这些官员变更带来的影响。
    具体来说，《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由地方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对当地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即是否会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这里，我们以城市的市长或市委书记中的任一变更来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因为官员作为政府法定权力的代表能够通过自身举措去影响政策的实行（Jones and Olken，2005），同时，官员变更对于企业而言是外生性事件，能够克服研究企业风险时的内生性问题。此外，我们还试图研究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是否会因新上任官员个人特征的区别或企业本身产权性质、所在行业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对此，本文将从企业面临的股票市场风险角度加以考察，因为这类风险衡量了投资者对该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对企业而言是一种被动的风险，能够更客观的衡量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程度。
    因此，本文以1999年至2012年间我国A股市场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样本公司所在的注册城市为对象，考察了因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地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发生官员变更，尤其是市长变更将会显著加剧企业当年的股票市场风险；同时，从新任官员的个人特征看，当新任官员是从异地调任时，将加重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从而加剧当地企业风险；反之，当新任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这一内在联系时，可以减弱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减小当地企业风险。最后，我们通过进一步检验，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低时，其在发生官员变更的年度面临的风险将更大，但由于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处于不同行业管制的企业以及产权不同的企业风险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前我国对企业风险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公司内部机制和经济政策波动层面，而本文以地方官员变更为维度，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当地企业风险的影响，进而丰富了企业风险的研究内涵；第二，考虑到地方官员植根于当地，对当地企业的影响更直接，我们采用了地方官员变更来刻画政策不确定性，相比以往国外文献中采用的总统选举变量（Goodell and Vähämaa，2013）或国内文献采用的省长、省委书记变量（王贤彬、徐现祥，2008），我们的研究更为精细，能够获得更严谨的实证结果，同时我们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还将地市官员变更细分为市委书记变更、市长变更、任一变更这三种类型；第三，我们从地市官员是否属于异地升迁或其与省长、省委书记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等的角度，首次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程度进行了刻画，从而更完善地考察了其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力度。
    总体来说，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地方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增大企业风险这一结论，这将宏观的政治环境变化与企业因此而被动承受的市场风险关联起来，有助于我们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同时也启示我们在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或行为决策进行研究时，不能忽视对宏观政治环境的考虑，因为政治气候改变带来的未来政策导向的变化会引起企业战略布局的调整。此外，这一研究还启发我们，频繁的官员变更尤其采用异地调任等方式尽管可以有效防止官商勾结、腐败等行为的滋生，但这也同时导致当地各项政策的断裂，使得当地企业及投资者难以产生对未来经济政策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潜在风险，表现为股票市场波动加剧。因此，若新任地方政府在执政初期能够延续上一届政府实施的政策，并在新的政策出台前提供充足的缓冲期，或许能够有效降低当前因政策不连贯造成的企业风险。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15FJL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批准号：712310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GD14CYJ0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A030313118）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