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纵览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实践，不难发现它有别于经典教科书中对于财政政策的一般性阐述，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第一，在税收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我国所采用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集中于财政支出工具的使用。无论是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直接拉动总需求都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显著特征；第二，从财政支出的最终流向上看，财政资金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生产性。以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当中的财政资金的最终流向为例，最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比重高达61.4%。毫无疑问，生产性财政支出扩张无疑会对微观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当政府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时，仅仅将其作为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聚焦于其对总需求的影响就会略显不足，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对总供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于上述认识，同时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融摩擦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批准号：71403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被遗忘的总供给：财政政策扩张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吗？》一文以通货膨胀为例，考察积极财政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当引入生产性政府支出之后，财政政策扩张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扩大政府购买性支出规模，积极财政政策能够直接拉动总需求。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产出增加，通货膨胀上升，进而缓解甚至扭转负面冲击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生产性政府投资规模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生产环境，提高其生产效率，进而对总供给产生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总供给方面情形的改善使得产出增加，但是通货膨胀下降，与只有总需求扩张时的经济表现有所不同。因此，当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由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同时受到影响，所以尽管总产出一定会增加，但是通货膨胀的变化方向并不确定。故而，确定通货膨胀的变化方向是检验积极财政政策供给侧效果的重要指标。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在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基于已有文献和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之后，初步评估了积极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对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在合理的参数范围内，积极财政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比较显著。在生产性政府支出发生冲击的当期，通货膨胀向下调整，且调整的幅度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直接相关。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从效用函数的形式、投资调整成本函数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设定对分析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均未改变积极财政政策对总供给的显著影响。
    基于Higgins & Zha（2015）中自1998年之后的宏观季度数据，文章通过贝叶斯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结构性估计，从定量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供给效应进一步加以检验。结果同样显示出这一效应依然比较显著，验证了理论分部分的分析结论。
    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结论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一项标准意义上的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同时也会对总供给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政府在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时，除了从总需求的角度理解其作用机制，尤其需要注重该政策工具对总供给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综合两方面影响，最终确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适时选择其淡出时机。单纯从总需求的角度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与政策初衷相悖的结果，也会使其熨平经济周期的功效大打折扣。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财政政策重新回到了主流宏观经济研究的视野。伴随着利率“零下界”的出现，财政政策能否成为政府使经济走出阴霾的手段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以Christiano et al.（2011）为代表的研究表明，在利率“零下界”的前提下，财政支出扩张通过刺激总需求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随着实际利率的下降，经济会逐渐复苏，因此导致财政政策乘数显著大于1。然而，上述研究均未考察生产性政府支出对经济总供给的影响，因此，该文在更为符合现实地刻画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也是对既有文献的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