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中，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因此，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怎样进一步平衡好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之间的关系，怎样激活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从而引导经济转向高质量的长期发展，怎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对制度经济学界提出了新的论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制度经济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并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研究杂志社共同发起“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第二届论坛于2019年11月23—24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举办。本次论坛共收到150篇投稿，来自海内外34个高校和科研机构近百名专家学者获邀参加了会议。本次制度经济学论坛的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才国伟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邰忠智副校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大会的主旨报告第一、二部分分别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和《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教授主持。香港大学讲席教授陈志武详细对比了儒家礼制与其他思想的资源配置方式，研究揭示出中国选择了基于血缘秩序来解决人际风险互助、资源配置，中国对宗族的专注阻碍了超血缘的制度发展，使得金融和法治缺乏发展的土壤。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提出企业网络的聚集有助于企业进入、资源重新分配，而企业网络的局限性则包括配置不当、选择低效、系统性风险等，未来仍需要建立更多的正式机制来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则重点关注当前学术界关于农地调整是否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争议，并且认为这是因为忽视了制度环境对产权的约束。厦门大学龙小宁教授从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挑战出发，阐述了当前知识产权侵权的新样态，并给出了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经济学解释，引出了《电子商务法》的必要性，最终提出法制的总目标。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对非政府、非营利性微观主体提供公共品、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过程做出了讨论，分析了士绅在过去组织与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终发现是法人、组织和制度而不是士绅推动了中国基层公共品的供给。浙江大学潘士远教授测量了放松管制对HHI指数和行业平均利润的影响，发现上下游行业的国企所占市场份额大幅下降，但上游部门的HHI指数仍然远高于下游部门，放松管制可以促进竞争同时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山大学王曦教授设计了不同的规制措施研究中国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发现影子银行的存在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更大。复旦大学王永钦教授从金融的融资、保险、信息反馈三大作用以及债股这两种基本金融工具入手，讨论了抵押品的重要性，并提出产权和金融改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主旨报告第三、四部分分别则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陆军院长和李胜兰教授主持。厦门大学方颖教授梳理和介绍了工具变量的有关方法与检验，着重讲述了当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时，工具变量质量较差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相应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教授从金融危机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多重失衡与经济结构挑战、内需扩大政策的无力等几方面探讨了我国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注重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改革，同时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复旦大学寇宗来教授基于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信用危机出现、债券发生违约的背景，探究作为我国债券市场信息中介的评级机构是否有声誉。通过引入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的距离，识别和测度了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及其声誉的异质性。山东大学韦倩教授应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英雄还未灭绝的原因、英雄的出现以及演化对群体的作用。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分析了具有英雄基因的群体如何入侵其他自利群体，以及具有英雄基因的群体如何入侵其他纯粹利他群体。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着眼于当前我国商事制度改革这一重点改革领域，对各地落实商事制度改革措施进度不一致的现象进行了探讨。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初始经济环境这一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初始经济环境恶化使得实施商事制度改革的概率显著提升约25%。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发现北方城市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因素形成和发展，而南方城市则更多的由经济原因形成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罗楚亮教授发现在“城镇非农”与“农村农业”人群之间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并指出居民户口类型并不改变城市化水平，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人群城市化水平可能存在高估。中国人民大学李三希教授基于近期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之争的事实，研究发现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成为双赢的选择，而采取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意愿性取决于南方国家的模仿能力，同时双方信息不对称会阻碍南方国家实施双赢的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教授基于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着重提出了一些当前我国三农事业发展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同时，本次论坛还安排了九个分会场，涵盖72篇优秀论文，分别围绕经济增长与转型、制度与宏观金融、制度与微观金融、农村与农业经济、制度与劳动经济学、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科技进步创新与创业、制度和产权理论、环境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等专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讨。
  一、 经济增长与转型
  暨南大学李书娟研究发现，稳增长的微观基础是拥护政府政策的企业，该类企业的投资规模会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青岛科技大学杨友才在扩展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空间权重矩阵研究技术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和物质资本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并且加权制度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引入显著增加了城市人均经济产出的空间依赖性。北京大学韩夏主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政企关系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会正向影响政企关系的价值；同时通过相关机制检验证明了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良好的政企关系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助和创新补助。安徽大学姜燕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的影响机制，发现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同时也会影响金融中介的不确定性规避，继而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广西大学郭南芸从国内对项目制治理模式的研究出发，发现项目制治理模式确实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经济开放和科技创新强化了项目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迪基于“三去一降一补”的现有政策文件，采用DID模型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
  二、 制度与宏观金融
  中山大学才国伟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对外资产结构的两国DSGE模型考察了对外资产结构对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间经济风险传导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两国经济的协动性与两国债权和股权的资产结构显著相关。中央财经大学于明哲采用CoVAR方法对五类金融机构的风险加速效应进行了测算，发现系统性风险的变动对于经济变动存在基于不同经济状态的非对称效应。山东大学陈言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资产异质性的RBC模型比较了三类企业抵押约束，发现企业可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缓解借贷约束，通过鼓励动产融资可以缓解经济周期的波动性，长期有助于提高经济总产出和社会福利。山东大学贺新宇提出土地财政模式会产生加速器效应从而放大经济波动，即当经济增速高时，土地增值预期强，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增强；反之，经济增速下降削弱了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并且该效应在晋升竞争强的地区更为显著。
  西南财经大学赖黎研究发现，科创板正式稿发布期间，次新股和壳企业市场表现更差，注册制推行将引导市场投资者回归理性，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中山大学杨海生介绍了现有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采用高维时变日频VAR模型进行度量，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流动性高、杠杆率高、规模小的金融机构更容易成为风险扩散型机构。复旦大学葛天明通过将721汇改至2017年的样本划分为三个阶段，研究发现央行确实存在升值恐惧，并且从逆周期因子的启用和停用来看，央行对人民币贬值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中山大学杨扬通过对标准FC模型进行改良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壁垒越高，落后地区投资越多；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投资效益差距越大，发达地区投资越多。
  三、 制度与微观金融
  中山大学连玉君探讨了质押新规的政策效果：短期而言，质押新规引起了积极的市场反应，质押风险公司的估值显著提升；从长期来看，该政策则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效果。中山大学徐婷婷通过手工匹配2012年至2017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业绩补偿承诺与并购事件，研究发现：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司更倾向于在并购后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同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与承诺业绩的完成情况有关。山东大学王凤荣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小银行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中小银行发展所带来的企业银行贷款增加是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曾广桃利用2008—2013年日本706家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社会责任绩效期望对企业的影响机制，结论表明企业会将行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绩效期望水平。该期望水平能促使高管把企业慈善行为作为一种快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水平的方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慧琳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管从政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是否取得政治身份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存在显著相关性。暨南大学陈少凌基于机构投资者有限注意的视角，结合融资融券制度，探讨机构投资者如何应对新闻报道及其背后的原因与机制。厦门大学柏培文分析了我国2014年至2016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水平和收敛特征。结果表明，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没有收敛一致。
  四、 农村与农业经济
  广东财经大学罗勇根研究发现经历过饥荒的官员，更有可能规避操纵GDP，降低GDP操控风险，尤其是具有较高学历和较短任期的官员在法律环境较好、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省份，这种影响更为明显。华南农业大学洪炜杰从大饥荒经历的角度对农户选择家庭承包制进行解释，研究认为具有大饥荒经历的农民对家庭承包制具有明显的制度偏好，农业机械化程度的高低会显著影响大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民对家庭承包制的影响效果。山东大学李业梅研究发现我国农地抛荒问题并不严重，新开垦耕地一定程度上抵补了农地抛荒面积。
中南大学凌双利用1978—2017年的农田水利投入产出数据及DEAMalmquist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察了我国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华南农业大学苏柯雨以广东省阳山县推行农地整合确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跟踪调查的三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对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中山大学毕青苗考察了村长和宗族的耦合效应对乡村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村长来自前三大宗族对乡村污染水平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大宗族网络效应与多宗族制衡效应对乡村治污没有显著影响，而问责机制渠道则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华南农业大学张俪娜利用广东省雷州半岛独特的“祖宗地”制度，考察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祖宗地”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机制是提高了地权的稳定性，而不是土地的不平等程度。
  五、 制度与劳动经济学
  复旦大学王永钦研究发现，机器人行业渗透率的增加会带来企业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且存在“就业极化”特征。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存在明显影响，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替代效应在高市场集中度的行业、高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山东大学李珂涵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结合目前所发生的女性初育年龄延迟、母乳喂养时长缩短等新变化，探讨了为何会有这些变化以及产生变化的机制。复旦大学钱程基于2001—2017年上市企业的数据发现，当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增加时，企业会提高劳动报酬在营业收入的比重，直接原因是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缩减雇员规模，提高职工平均薪酬。暨南大学周泳宏将政治变迁引入当地语言环境研究中，使用1991—2011年的数据发现，普通话和英语作为香港最重要的第二语言，都能显著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回报，但英语带来的回报要显著高于普通话带来的回报。
  华南师范大学董志强采用佛山市南海高新区“企业＋员工”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工会主席津贴更多发挥的是激励效应，并且基层员工担任主席可以起到更积极的效果。湖北经济学院江涛分析2001年小学数量大幅下降和出生率下降的关系，研究表明小学数量下降会导致出生率在样本期间下降28%，影响机制在于撤点并校后上学距离变远，家庭将花费更多的时间接送上下学，进一步影响出生率。山东大学梁超指出教育支出是公共支出中的重要部分，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教育资源布局调整问题之一就是撤点并校政策。其论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撤点并校促进长期人力资本的改善，而从短期来看撤点并校的影响并不显著。
  六、 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
  中山大学林文炼研究发现，个人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忽略与价值相关的会计信息。研究还指出，行为偏差会对投资者使用财务信息产生阻碍，从而对信息披露机制的正常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中山大学王霄阳从收入效应和时间约束效应两个角度讨论交通便利程度是否会对消费升级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交通便利程度的提升总体上对居民消费升级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钟粤俊用实证方法证明了撤县设区改革会显著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企业主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显著增加、公关招待时间减少、企业摊派费用和公关招待费用也明显减少。北京大学李欣泽通过双重差分法证明了省级开发区升级能够促进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增加区域产业资本集聚程度，扩大企业的平均规模和地区工业用地面积，实现地区发展的质量提升。
  华中科技大学陈亚会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劳动、技术投入以及产权属性差异、区域差异等方面考察地区法律执行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法律执行效率对不同类别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并非简单的显著正向影响。山东大学路文成运用双边市场的定义分析了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的定义与特点，总结出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具有高固定成本与低边际成本、交叉网络外部性、锁定效应与转移成本、竞争性垄断等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朱光顺从微观层面系统地考察了非第一大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非第一大股东委派非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有着显著抑制作用，而国有非第一大股东委派董事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则没有显著影响。南京审计大学李想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监管者、消费者三方的博弈模型，探讨了社会监管力度、监管者和惩罚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七、 科技进步、创新与创业
  厦门大学王俊研究发现“三权”改革短期内没有显著效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显著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但缺乏持续性。山东大学薛启航以十九大报告中版权工作相关说明为研究背景，探究版权保护对版权产业发展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认为，版权保护能通过影响创新投入来作用我国不同版权产业发展，其中对现代版权产业的作用更大。中山大学戴芸回顾了与大众创新话题相关的工资补偿性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贷约束机制等理论，并基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证实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得性会显著影响个人的创业决策，指出其作用机制为补偿差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贷约束机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任岩基于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探究了官媒宣传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省官方媒体关于知识产权的报道对企业专利的数量与质量均有积极作用，在不同条件下所发挥的效用存在差异。
  山东大学李亚飞基于政府创新奖励政策研究了奖励型研发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构建比较静态模型发现企业会根据补贴、企业创新能力和申请成本引起的资本增加的相对显著性决定是否申请补贴，同时奖励型研发补贴带来的收入增加可以概念化为信号融资和创新正向机制。湖南工商大学谢冬水将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创新力联系在一起，从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大量供给工业用地、少量供给商住用地所导致的土地资源错配视角，考察了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之间资源错配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中山大学麦景琦认为公司激励制度与公司研发活动之间存在关联性，且科技法律制度与激励制度存在交互作用，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科技法律完善，研发不确定性下降，在研发决策阶段，薪酬激励的促进作用下降；在研发产出阶段，董监高持股的促进作用下降，薪酬激励的促进作用上升。
  八、 制度与产权理论
  山东大学易行尝试实证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国家能力、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东北财经大学胡蓉基于企业间敲竹杠行为的隐晦性以及数据的缺乏性，发现抵押机制和声誉机制这两种机制在现实中的应用较为简便、效果良好，这两种机制除了存在直接效应之外，还存在中介效应，且多种检验表明是显著的。河南大学董保民利用早期国家遗产数据，考察了国家遗产与当代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验证了财富反转假说，发现国家遗产与当代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使用国家遗产作为明代人口密度的工具变量，发现财富反转不能被拒绝。山东大学白彩全研究了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司制度造成了制度失灵，而儒家文化传播降低了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矫正了非正式制度的失灵。
  上海财经大学王丹将国内地区间并购规模与人力资本结构关联程度相联系，从地区人力资本角度探讨企业异地并购的区位选择。山东大学唐万宁在尝试解读科斯主要论述的基础上，将科斯定理当做一个制度选择的分析工具，从这一视角分析反向占有制度的可行性。分析结果认为反向占有制度通过强制交易达成的资源配置结果，虽然在分配结果上能够将房屋配置给最能充分利用房屋的乙方，但是由于忽视了经济主体在遵循该制度时的外在成本，反而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中山大学潘哲文主要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了城市宗族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宗族提高个体创业概率高于农村宗族；对于创立私营企业的复杂创业行为，主要是城中村宗族产生作用，处于两端的农村宗族和城市宗族均不显著；与农村宗族相比，城市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弱关系属性。中央财经大学戴静超研究了潜产权可能引发的权利纠纷，探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下，财产使用权主体在使用财产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九、 环境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
  中山大学林沛娜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对地区污染物减排的影响，发现在实施政策之后，试点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出现了明显的降低，且该影响是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改善能源结构以及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的。中山大学黎天元研究了“限字令”政策与公共交通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发现“限字令”政策明显地改善了空气质量，地上公共交通系统由于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没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山东大学李太龙通过选择不同的G20峰会举办城市组合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估计方法研究了峰会的举办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G20峰会的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峰会期间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环境质量。
  中山大学刘京军从进口而非出口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中国进口对公司投资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强度越高，相应当地企业的投资水平也越高。同时，他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和基于中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发现中国进口与相应出口国企业投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山东大学李增刚研究了制度距离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制度距离”对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确实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政治、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距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的“距离”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山大学鲁晓东研究发现进口国地缘政治风险会显著减少贸易量及扩展边际，且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对贸易量及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越大。中山大学段连杰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等待时间存在明显的正向时间依存性，出口门槛的提高将显著延长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并且出口门槛对企业出口进入的抑制效应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地区差异。
  十、 总结
  在闭幕式上，黄少安教授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性发言，对参会论文的学术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论坛承办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表示感谢。中国制度经济学（2019）的成功举办，是对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水平的又一次全面展示和检验，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对新发展理念的制度探索。与会学者们的深入交流切磋，必将助力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上创新突破，更有助于为国家发展贡献学术力量。最后，黄少安教授宣布下一届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将于20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