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市场主体决策，其自身演变也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伴随着计量分析手段的革新和实证数据可得性的改善，文化这一被古典经济学遗忘的因素逐步被纳入到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框架中，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追踪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基因，文化经济学作为文化与经济领域新兴交叉学科，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总体而言，文化经济学聚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即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及其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碰撞，使这一研究领域更可能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实现理论创新。
  一、 文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发端于国外，Guiso et al（2006）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一文，较早对文化影响经济结果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其更具代表性的贡献在于，将文化因素定义为在宗教、种族以及社会群体中进行代际传承且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信念、价值观等，这为文化经济学实证研究领域的变量选择和计量估计提供了操作依据。
  国外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整体上呈现三条发展脉络：第一条脉络重点关注了文化因素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可能机制，该领域的研究在从要素资本、技术进步、制度供给等方面探寻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地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尤其是聚焦了基于不同地域特征、历史背景所形塑的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宗族特征、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路径。第二条脉络重点关注了文化因素在微观市场主体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领域的研究可从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两个层面进行梳理，从企业主体层面来看，较多文献分析了文化因素与制度特征之间的互动机制对公司经营决策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从个体层面来看，文化因素的多维内涵对个体劳动参与、工资水平、婚姻安排、生育偏好、投资行为、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第三条脉络重点关注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偏好形成的反向作用，集中表现为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率、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度等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影响个体的性别观念、风险态度、价值观以及幸福感等。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和丰富内涵也受到中国经济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具有本土文化特征和制度底色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仅以文化与经济研究领域出现的高频词汇“文化”、“儒家”、“方言”、“宗教”、“宗族”、“信任”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便可发现，国内经济学顶级权威期刊《经济研究》自2000年开始刊载的文化经济学领域相关论文多达60余篇，其中仅在近5年刊载的论文就高达32篇，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代表目前国内文化与经济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本土经济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了实践路径上的探索。其一是中国情境下文化因素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诸如儒家传统、宗族文化、宗教信仰、方言多样性等对经济增长周期、出口贸易、技术扩散、区域均衡发展、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在实证层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其二是文化特征及文化多样性对特定制度背景下的公司治理的影响。在微观市场主体中，公司层面的经营决策不仅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也与劳动者个体的市场动机和行为偏好紧密相关，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好地将文化传统、制度背景与企业行为结合起来，从文化特质、文化差异等视角对公司层面的投资偏好、盈余管理、创新动机、并购决策等给出了新的解释路径。其三是文化对个体经济决策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宗族延续特征，较多研究侧重从文化的多方面构成要素出发，解读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投资以及代际支持等经济行为。
  总体来看，国内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吸取国外相关研究分析框架和实证识别策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本土文化中的独特构成要素出发，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制度背景，试图丰富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文化分析视角。
  二、 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可能转向
  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在学术成果井喷式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瓶颈和挑战。一是研究范畴相对来说还比较狭窄。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文化因素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方言、儒家文化、宗教信仰和宗族传统等领域，对于具体文化变量的选取还相对显性化，尚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延伸领域进行充分挖掘，导致文化与经济研究的视野和广度受到一定限制。二是研究选题的问题导向和政策意涵相对抽象。较多的研究将论文重点放在了对“文化因素影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故事叙述上，未能明确论文选题的现实背景和问题指向，对于政策含义的讨论也较为笼统，学术论文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和政策议题的力度有待加强。三是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尚显不足。尽管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呈现出实证科学取向，但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研究具有自身特殊性，尤其是对文化因素的定量考察往往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相应的实证结论及内在机制探讨相对简化，较难从对实证现象的刻画和阐释中提炼出具有推广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快速起步的同时仍然存在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其研究转向可能是，通过拓宽研究视野来丰富研究范畴，通过凸显问题导向来明确研究价值，通过丰富研究手段来提高解释力度。
  （一）拓宽研究视野以丰富研究范畴
  若想进一步提升中国情境下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创造力和生命力，必须从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中寻找研究对象，对此可能存在以下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不仅关注儒家文化、宗教信仰、宗族传统的显性度量指标，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所体现的文化特质和所蕴藏的文化观念出发，选取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指标，将研究重点转至对于文化因素影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的机制梳理和路径检验上，力争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征和制度底色的研究范畴和分析框架。另一种是关注社会转型背景下经济发展对文化偏好的影响、冲击和重塑，文化与经济之间呈现复杂的共生关系，目前该领域的学者侧重挖掘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背后的文化驱动因子，系统分析多层级经济变量对文化观念等的影响的研究还并不多见，尤其是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对文化偏好形成的反向作用路径的文献尚不充分，未来研究或许可以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及其对本土文化偏好的影响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深化对经济反作用于文化的内在机制的探讨。
  （二）凸显问题导向以明确研究价值
  一定程度而言，理论创新的过程往往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文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需扭转过分注重故事叙述的学术倾向，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凸显研究选题的问题导向和实践价值。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立足文化自信塑造中可能出现的多方面问题，系统考察多元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价值稀释、认同缺失等对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市场主体决策的多维影响，以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更新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通过评估文化层面的制度调整、政策供给、媒介传播的经济产出效应，以此发现文化领域政策设计及实践中的困境，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方向。
  （三）丰富研究手段以提高解释力度
  尽管基于调查数据和计量手段的量化研究可以系统检验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相应效应，但其对这种影响过程背后的机制刻画和路径探讨相对来说是缺乏解释力的，尤其是一些研究中选取的机制变量可以放置于多对因果变量的路径分析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视角分析逻辑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对此案例研究方法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补充性分析手段，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在借助计量估计方法获得定量评估结果的同时，辅之以案例访谈的质性分析，实现对定量评估结果的事实检验，以此提高文化因素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力争基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特征，形成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的分析范式或理论框架。
  三、 第五届文化与经济论坛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由经济研究杂志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共同发起，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五届文化与经济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从对文化因素的多维视角解读入手，就文化与资本配置、创新创业、公司治理、公共治理、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文化传统与公司治理
  在公司避税动机方面，潘越等基于沪深上市企业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儒家君子人格所塑造的中国企业家的义利、奉献、诚信和声誉等价值偏好，从个体层面和市场层面均对企业避税动机施加道德约束。耿春晓等结合高管异地任职的情景设定，实证发现来自高管籍贯地的机会主义文化传统越强烈，其所在公司的避税程度越高，而且当高管籍贯地与公司所在地的文化水平存在差异时这种影响呈现不对称性。
  在公司投融资决策方面，王进猛和徐玉华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在华市场开拓的影响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并结合文化的相似吸引和逆向共鸣原则给出了一定的解释路径。黄新飞和郑泽鑫认为，文化多样性一方面会影响地区企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程度并利于多元化信息的沟通，从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会倒逼企业做出对其能力要求较高的投资决策。现代商会是中国传统商帮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传承与实践，戴亦一等实证考察发现，加入商会的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更低，商会有助于扩展企业获取资源的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为企业提供声誉背书是三条潜在的影响路径。
  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邹萍发现儒家文化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其披露质量。佘可欣和周梓洵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和县级方言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位于语言多样性程度较高地方的公司进行社会捐赠的可能性较小。罗党论等的经验分析证实，投机文化会通过强化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参与高风险投机性活动的动机，导致质押后的股价崩盘风险变高。郑志刚等认为“独董返聘”一方面是公司业已存在的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这一现象反过来强化公司的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影响了独董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二）文化特质与创新创业
  家庭分工、亲疏有别、宗族延续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不仅已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规范遵循，同样会影响个体乃至企业组织的创新创业动机。蓝嘉俊等实证研究发现，性别身份认同对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才能和社会资本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两个主要作用渠道。杨嬛等认为原属地创业文化的“烙印作用”虽可能因经济距离和迁移次数的增加而弱化，但其对移民异地创业始终发挥作用。潘哲文等利用CFPS2010基线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城市宗族通过更具经济利益考量的借贷融资和“弱关系功能”促进创业。林建浩和邓虹认为中国近代化时期的企业家精神可能通过文化传承作用于成功企业家，影响创业成熟阶段的企业家能力。
  儒家文化一方面倡导“革故鼎新”的创新取向，另一方面又蕴含了集体主义、等级观念的精神特质，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究竟会起到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值得探索。张璇和束世宇实证检验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类型更容易与儒家文化融合，从而强化儒家文化的创新促增效应。古志辉等的研究同样证实，儒家重视教育并尊重个体经济理性的文化特质可以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罗昆等认为董事会文化多样性可通过改变董事的风险偏好、降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和管理层短视等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陈屹立和邓雨薇发现，市场势力本身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对存在垄断势力的企业研发有负向影响，而对于竞争性企业依然保持正向影响。
  （三）文化观念与资本配置
  在人力资本配置行为方面，余靖雯等实证发现与外控型人格相比，内控型的青少年私人教育总支出和教育产出更高。温兴祥认为传统的“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性别角色观念会显著降低农村已婚女性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进而减少她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并不能从“女性更多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中找到合理解释，相反较低的教育人力资本可能是潜在的作用路径。王天宇和黄娅娜的经验分析表明，女性特征对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参与均有负向影响，而名字的男性特征对男性的收入和劳动参与有正向影响，名字性别特征所引发的性别歧视、性别角色认同及其暗含的父母偏好可能是三种潜在的作用机制。宗族对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风俗规范乃至经济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丁从明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宗族组织使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3年左右，这一效应表现出明显“重男轻女”差异。史宇鹏等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工资态度负相关，经济发展速度与工作态度正相关，经济发展对居民工作态度的影响主要通过收入-替代效应、预期效应等机制实现。
  在金融资本配置行为方面，朱孟楠和袁凯彬认为汉字文化圈承载的特有文化气质对风险偏好具有“塑形”效应，强化了中央银行风险厌恶程度。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核心要素，田子方和李涛的研究表明，家庭网络通过经济互助和情感归属可以强化群体内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成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新闻报道中的情绪表达也可能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及行为动机，屈琳珊等发现省级层面的报纸增加民生社保的宣传对居民商业保险投资概率及投资金额存在负向影响。陈少凌等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有限注意使其对正面报道过度关注，但对负面报道关注不足，是导致股市不对称反应的直接原因。申宇和赵静梅构建了媒体情绪变化的“温度指标”，发现媒体情绪会通过流动性溢价、投资者认知、弱势关注等机制来影响股价。
  互联网技术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现代人的社交理念和资源获取渠道，李彬和翁慧敏利用在微信中进行求助的实验发现私人间的网络社交行为对于社会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而群体公共网络平台社交行为对于社会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负向作用。
  （四）文化背景与公共治理
  在推动公共治理水平提升的具体实践中，对于文化背景因素的考量通常是不可或缺的。钱雪松等基于上山下乡运动这一自然实验，考察官员早年的知青经历对其执政价值观塑造和决策偏好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知青官员上山下乡期间的住房条件越差、下乡期限越长，其任职期间的辖区房价水平显著更低，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主要是知青官员任职期间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预期达成度高。孙圣民等利用120个地市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不同地区的内部合作能力，进而对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和制度状况产生持续深远的作用。社会转型对传统生育文化及生育决策的重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张同龙等的研究证实家庭规模效应更多捕捉了家庭内孩子出生次序和女孩带来的负向影响，意味着生育政策着力点应关注家户内部不同出生次序间和性别间的“平权”。
  杨进和龙小宁关注了宗教传统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使用中国海关数据和全国佛教寺庙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佛教伦理缓解外部经济冲击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于其可以缓冲外部经济冲击对人们主观福利的影响。王丹利和陆铭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研究宗族多样性对中国农村公共品提供的影响，发现姓氏数目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显著负相关，而姓氏集中度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显著正相关，同时社会力量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的作用。张博和孙涛指出水稻种植能够通过强化集体主义文化形成社会网络、信任等社会资本，从而塑造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自我实施和第二方实施的交易规制和契约治理。牛耕等试图阐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文化背景差异如何影响信任水平，提供了可支持“高度个人主义文化促进人与人之间信任”论点的实质性证据。
  （五）文化政策与经济绩效
  谭娜和黄伟基于文化产业园区命名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文化产业的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国内旅游经济增长，而这种作用高度依赖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服务业发达程度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条件支撑。杨连星将文化贸易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形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与跨国并购指标发现，文化贸易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并购成效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于文超等经验评估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会显著增加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时间，但其并未导致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时间相应减少，约束政府自由裁量权是这一影响过程中的重要机制。杨子砚使用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历年提名名单及演员信息进行实证评估发现，奖项激励并不必然对获奖者后续工作数量、质量和多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奖项激励作用的缺失反映出市场对奖项激励反馈的扭曲。
  严娜等实证发现低密度地区更加依赖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分割加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高密度地区更加依赖于距离的缩短和分割降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原因主要在于低密度地区多语言文化激发创新效应大于多语言成本壁垒效应。人口迁移伴随着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地区文化的迁入，杨晓章指出人口种类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则具有正向作用，人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劳动力集聚在其中扮演了完全中介的角色。刘毓芸和周芷莹的研究认为，方言上的差异一方面显著降低了相邻两县产业结构的相似度进而影响了产业扩散，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相邻两县主打行业成为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概率进而影响了产业合作。宫迪和刘梦瑶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文化驱动因素，检验证实不确定性规避度低的国家专门从事不确定性较高的行业的出口。
  经济增长目标的事先设定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价值取向，徐现祥和邱惠利用手工收集的114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发现在需要稳增长时，经济增长目标对政府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政府主要通过提高经济事务支出的手段以实现稳增长。范莉莉等认为财政补贴更易引发企业寻租行为，进而削弱政府财政补贴对技术创新投入和企业绩效的扶持效果，在政策实施效果上相比税收优惠略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