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加快构建“创新引领、要素协同、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强化理论创新，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亟需产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由经济研究杂志社、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宁波大学商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国产业经济学者论坛”，于2019年9月12—13日在杭州举办。来自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宁波大学、阿里巴巴集团等全国20余所高校和知名企业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围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要素支撑、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行为与政府管制等主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企业创新因素及其效应
  创新是产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与会学者围绕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浙江大学潘士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有效设计是驱动高效创新的重要前提。在累积创新框架下，企业面临着创新速度和创新幅度的优化选择问题。随着新经济的兴起，互联网和大数据不断介入各个领域，企业创新行为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大数据通过“利润效应”促进创新的同时也通过“壁垒效应”抑制创新。这对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的创新都产生双向的作用，也给设计合理的数据获取和使用制度提供了分析和思考的新视角。浙江大学徐蕙兰博士进一步从企业内部研发激励设计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创新速度问题。她的研究发现，在“赢者通吃”的激励模式下，研发部门会选择速度更快但是效率更低的创新行为，从而扭曲创新资源配置。而企业可以通过设置一个逐步增加的动态报酬结构，以改进整体创新效率。
  与会学者还深入探讨了不同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东北财经大学陈长石副研究员汇报了其关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企业专利申请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他发现，高新区的设立能够通过创新要素投入间接地促进企业创新，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邻近行政中心的高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新区以及面积更大的高新区中更为显著，而不同层级的开发区之间的竞争则会导致高新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华中科技大学钱雪松教授以我国2009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作为自然实验，考察了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发现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企业的政府补助和研发支出显著提高。但同时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对研发支出的敏感性显著下降，表明产业政策冲击降低了企业研发效率。研究还发现，有创新基础和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企业，产业政策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巨大。上海财经大学王佳希博士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讨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发现，政府补贴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创新具有激励作用，但对衰退期企业的创新则有抑制作用。政府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作用机制不同。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而言，直接资源获取和信号传递机制居主导地位，而成长期企业还存在策略性的“寻求扶持”行为，衰退期企业的策略性“寻求扶持”行为则会被挤出。因此，政府应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实施差异化的创新补贴政策。南京大学巫强教授汇报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成果。他发现，税收优惠通过研发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同时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收入间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另外，浙江大学赵誉聪博士基于我国药企微观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出台促进创新的政策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但是受广告和非广告支出的影响则不尽相同。对于新药开发而言，广告行为促进了研发，但是非广告支出则抑制了创新。
  与会学者还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师艳敏博士的研究发现，国际市场正向的需求冲击，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了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创新质量的增长要低于创新数量的增长。且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创新效应更加显著。浙江工商大学诸竹君博士则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内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认为外资进入会通过溢出效应、低端锁定效应和竞争逃避效应影响内资企业的创新策略。通过利用我国专利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总体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同行业外资进入提升了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创新效率，但专利质量显著下降。行业与前沿技术差距越小、地区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技术吸收能力越强，则外资进入对企业创新策略优化越显著。
  不少与会学者还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视角考察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潜力和动力问题。南京大学郑玉博士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技能错配会削弱中间产品创新能力，进而不利于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更偏离最优状态；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不足与低技能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冗余并存。她认为在吸引和培育高技能劳动力规模的同时，降低高技能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为中间产品创新部门输送足够“血液”，是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重要举措之一。宁波大学李洪亚博士认为，企业“走出去”寻求更高的技术，对企业技术升级进而加成率提高有重要意义。他发现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不显著，但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营收及出口规模。相对而言，东部地区企业的OFDI技术寻求动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同时技术寻求动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企业所得税，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加成率。因此，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必须更加注重企业的异质性，做到分类实施。广东金融学院陈明博士的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服务贸易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服务贸易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同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一般贸易的作用要大于加工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先进生产服务技术，从而通过引致创新、垂直专业化等途径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二、 产业绿色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会学者围绕企业在发展绿色产业、低碳转型、去产能、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行为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张洪胜博士以2003年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制定与实施作为拟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该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但并没有显著促进企业新产品产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法律实施对内资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大规模企业、低生产率企业的排放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正式法治化规制和前端预防政策，能够降低企业排污，实现清洁生产。浙江工商大学王海副研究员利用地区新能源汽车政策文本和中国专利申请数据，结合各地区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售价数据，实证考察了地方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激励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但与供给型、需求型产业政策相比，环境型政策更为有效。市场化进程可有效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范美婷博士则认为，能源产业依赖会通过碳强度效应、绿色创新挤出效应、制度弱化效应和能源价格效应“诅咒”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使地区经济在低碳转型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她发现我国省级层面存在碳诅咒效应，能源红利弱化了地区基础创新能力和节能技术创新动力，挫伤了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使地区低碳转型发展缺乏技术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张晓兵副教授基于成品油市场，研究了我国石油特别收益金政策的实施绩效。他的研究发现，石油特别收益金政策对国内柴油价格水平有正向作用，推高了市场均衡价格。该政策对柴油价格波动有负向的影响，在国际油价增长时降低了国内油价与固有趋势的偏离。
  除了绿色转型，供给侧改革在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会学者就去产能和僵尸企业问题进行了探讨。东北财经大学于左教授研究了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对价格的影响。他发现去产能政策以及经营者集中是造成中国煤炭高价的主要原因。去产能导致的供给减少和经营者集中两种效应均对煤炭企业市场势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企业效率具有负向作用，经营者集中则是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导致煤炭价格上涨，而非提高企业效率促进价格降低。山东大学李长英教授则关注了企业僵尸化问题。他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整体上降低了企业僵尸化的可能性。从作用渠道上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企业短期借款而非长期借款影响企业僵尸化，另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通过政府补贴、企业税负、GDP增长率以及失业率等因素影响了企业僵尸化的概率。这意味着在处理僵尸企业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地方政府因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导致的继续输血和补助僵尸企业的问题。
  三、 产业发展中的要素支撑问题
  金融和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两大基本要素支撑，其发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与会专家就金融和人力资源问题及其管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强教授针对金融科技领域频繁“爆雷”等风险事件，研究了沙盒监管的机制防范风险问题。研究显示，沙盒能够通过有效的风险补偿和筛选机制提高对风险较大的创新活动的容忍度，但不同监管模式的效率不尽相同。适当的监管力度是沙盒激励创新的前提，过高或过低的监管力度都会使监管效率与创新激励失衡，监管科技是提升沙盒效率的关键。复旦大学李志远教授从产业链金融的视角，探讨了政府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对当地上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他发现，一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上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主导产业得到政策性扶持后会通过产业链金融的方式将政策福利外溢至当地的上下游企业。产业链金融的外部性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宁波大学周新苗教授基于当前我国绿色金融高速发展的背景，研究了绿色金融进程中市场分割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她发现，政府干预绿色债券市场对收益率和实际活动会产生显著影响。仅关注政府绿色债务结构的外生债务政策将引致长期利率下降，减弱绿色投资活动的吸引力。而让政府对期限溢价做出反应会增加社会福利。厦门大学蒋晓宇博士的研究发现，高资产透明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约束作用，同业存单规模的上升会提高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资产透明度、同业存单规模分别会增强和削弱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以大型商业为主的债权银行受到同业套利的影响更显著，而债务方的中小银行受到资产透明度的约束更明显。
  人力资源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刻影响产业发展的路径和企业行为。南京审计大学孙宁教授报告了他在劳动力市场中政府介入对市场均衡影响的最新研究。研究发现，最高雇佣规模、最低雇佣规模、强制性雇佣、禁止性雇佣以及上述四种雇佣的组合都可以维持市场均衡的替代性条件。转移支付政策一定条件下也能维持均衡的替代性条件。因此，广义区间约束是维持替代性条件唯一可行的政府介入方式。香港大学李晋教授则从企业内部职位晋升角度，讨论了企业人力资源动态激励设计问题。他认为，职位晋升是除薪水外企业内部员工的重要激励手段。企业内部职位晋升机会的有限供给，可能会导致员工因等待时间过长而退出，或者减少努力。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动态晋升激励，对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意义重大。发现最优的动态职位晋升激励，是基于先到先得和随机晋升的组合。这种组合有助于通过减少先到者的过度激励，增加后来者晋升概率，从而达到更大程度调动员工努力在时间上的优化。
  暨南大学李杰教授从宏观视角探讨了我国城市间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分布效率问题。他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分布存在扭曲，而二线及以上城市（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歧视是造成扭曲的主要原因。2010年2654%的低技能劳动力没能流入大城市，导致加总产出损失617%。同时，降低大城市低技能劳动力的住房成本可以优化城市间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分布并提高城市加总产出。北京大学余爽博士探讨了异质性人力资本、市场潜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她发现，市场潜能的提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价格指数效应”存在，高技能人力资本聚集会扩大城市的制造业份额，从而降低当地物价并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同时，高技能人力资本的聚集速度快于国内市场增长速度，厂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节约运输成本，会倾向于在高技能人力资本密集的城市建厂，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中央财经大学马宁宁博士基于1986—2008年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考察了土地流动对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影响。他发现，历史上土地产权保护更好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流转率更高。但土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平均农业生产率，只有当经营土地面积足够大时，土地流转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而且，土地流转让更多人从事非农就业，提高了打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提升了居民福利水平。因此，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需要进一步强化稳定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提升农业竞争力。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应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促进非农就业为重要抓手提高农民收入。
  四、 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行为与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是产业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在新的经济形态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平台企业的不断涌现，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规则将面临巨大的变化。与会学者就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网络经济背景下，平台竞争成为重点，多位学者的研究关注了平台竞争行为问题。清华大学高明助理教授研究了多产品销售平台的接入定价策略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对于消费者的接入定价策略存在多样选择，大的平台（或商家）倾向于补贴消费者，而小的平台（或商家）倾向于收费。当商家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更高的交叉价格弹性、更低的消费者需求弹性时，会更加支持补贴行为。当商家利润份额加总不超过1或者商家收益份额加总不高于每个消费者的成本时，对消费者接入收费是一种更优的策略。浙江工商大学娄朝晖副教授进一步探讨了用户归属行为与平台的双边福利问题。他基于我国菜鸟与顺丰数据接口之争的案例研究，指出数字技术集成应用系统介入传统产业，组成了连锁嵌套平台链，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平台的“纵向差异化互补平台兼容竞争关系”特点。他发现兼容条件并未减少用户多属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因此即使是已经兼容的互补平台，政府仍需规制其限制双边用户多属的排他行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周孝博士和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雷阳博士都探讨了网络平台的纵向一体化问题。周孝博士认为，受网络外部性特征的影响，平台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对市场竞争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性的。他通过对B2C网络购物平台纵向一体化分析发现，平台纵向一体化后对消费者的收费将提高，对商家的收费会降低。平台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内在激励与间接网络外部性正相关，与平台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负相关。平台企业的纵向约束会改变受约束用户的单归属偏好，最终引起市场两边用户在平台之间的转移。平台企业实施的纵向约束将对市场两边用户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且其差异将随着纵向约束强度的提高而增大。雷阳博士则从行业整体层面探讨了纵向一体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他发现，产业间的供给或消费关联程度越强，买方产业效率越高，卖方产业在产品市场中的重要程度越高，则纵向一体化活动越活跃。同时，产业政策、市场势力、不确定性等产业冲击，也会对纵向一体化活动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江西财经大学王自力教授研究了忠诚折扣、转售价格维持与异质零售服务定价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高异质需求区间，通过累进忠诚折扣合约设计，使得“高服务投资+高销量”和“低服务投资+低销量”成为纳什均衡。在中等异质需求区间，转售价格维持是实现最优均衡的充要条件。在低异质需求区间，限定区域销售能替代转售价格维持解决搭便车问题。山东大学李若辰博士报告了其关于平台基于消费者囤货行为的价格歧视问题的研究。他发现当产品差异性相对于交易成本足够高时，消费者囤货行为可以作为垄断企业实施价格歧视的工具，且整体上提高了囤货者的福利。浙江财经大学甄艺凯博士则探讨了在伯川德竞争下，当面临不确定性时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的定价策略。他通过引入产品匹配问题，刻画了一个唯一的对称完美贝叶斯均衡。在这个均衡中，企业的进入策略由匹配概率决定。同时，他发现进入成本的增加反而会增加潜在进入者进入的预期利润。
  阿里巴巴集团袁哲博士以美国网络通讯的频段许可证拍卖为例，研究了资源互补性与许可证打包拍卖的问题。他通过构建一个具有相互依存的市场、不断演变的竞拍者信念进入博弈模型来估计许可证互补性的大小关系。研究发现，互补性的1兆赫频段许可证平均意义上对大企业值918亿美元，而对小公司只值12亿美元。因此，资源打包拍卖有助于增加政府收益。而打包拍卖如何揭示竞拍者的信息则取决于资源打包的形式和规模。上海财经大学张军博士以上海2005—2016年家用轿车市场相关交易数据为基础，结合纵向寡头竞争模型研究了相关市场界定问题。他发现，市场上国产车与进口车弹性分别为1479和2735。模型测试结果显示，第二层分类（产地分类）下的国产车均构成相关市场，但进口车对于不同车型具有不同的表现；第一层分类（车型分类）市场界定结果显示所有车型均构成相关市场。
  最后，就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反垄断政策体系，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提出了他的思考和建议。他认为，打击和禁止卡特尔行为是各国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自2008年出台《反垄断法》以来，旨在瓦解卡特尔协议的宽大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首先需要从法律约束上重构，改变卡特尔成员企业对自首后境况的预期。应建立“全国+地方”二级卡特尔举报人奖励制度和“中国反垄断基金”，以鼓励掌握相关实质信息的人员向执法机构举报卡特尔行为。另外，对于近年国际反垄断领域热门讨论的“数字卡特尔”问题，他认为，必须审慎对待新领域，要基于产业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充分权衡企业创新激励与消费者隐私和利益保护问题，前瞻性地做出政府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