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参与第十九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筹备和组织工作的各位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的辛勤付出，文责自负。2019年9月20日至22日第十九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在武汉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论坛共计收到国内外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文751篇，经过两轮评审流程，185篇高质量论文脱颖而出，入选本届论坛。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境外高校的近两百名学者齐聚一堂，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2019年9月20日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第三届学术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5家理事单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主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致欢迎词；理事会副理事长刘霞辉代表秘书处向理事会成员单位代表汇报了一年来理事会相关工作；会议审议并确定了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获奖名单；各理事会代表讨论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发展规划；讨论并同意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为下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的承办单位。
   论坛开幕仪式于9月21日上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杜晓成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黄群慧研究员，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赵雪梅研究员分别为本届论坛致开幕辞。黄群慧所长在致辞中强调，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旨在推动全国青年经济学者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积极开展研究，加强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培养中国经济研究的后备力量，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服务，建议青年经济学者在研究中坚持经济问题导向、坚持科学化导向和坚持经世济民的理念。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赵雪梅在致辞中介绍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教学实力，并指出本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立足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智慧，反映了青年经济学者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了青年经济学者为国为民的初心和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
   随后，论坛学术理事会副理事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研究员汇报了本届论坛的筹备、论文收审、“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论文奖”的改革情况。《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宣布第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获奖名单并主持颁奖环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冯帅章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陆毅教授获此殊荣。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赵雪梅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学军为两位获奖者颁奖。
   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侯成琪教授主持，六位演讲嘉宾为本届论坛带来了六场精彩的主旨演讲。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为“信用评级膨胀”。宋敏教授指出，历次金融危机说明，现有的信用评级并没有为市场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主要表现为评级膨胀。导致评级膨胀的原因主要为利益冲突（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行业市场竞争、与评级挂钩的监管，而解决评级膨胀的最优途径是施行投资者付费模式、限制评级行业市场的竞争、采纳自由的监管方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学军董事长主旨演讲的主题为“非有效市场与大数据、AI赋能的基本面研究”。赵学军介绍了嘉实基金在非有效市场中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基本面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开创性地定义了基于股票网络连接性的系统性风险，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资产定价、波动率预测和风险度量，提出了比传统ETF更优的资产配置工具Smart Beta。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龚六堂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为“竞争锦标赛、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龚六堂在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DSGE模型中引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锦标赛，研究发现多级政府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锦标赛能放大并传导住房需求冲击，成为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机制；加入政府间税收返还制度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进一步加强，房产偏好冲击的放大效果也会随之增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龙小宁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为“研究品味的经济学分析”。龙小宁认为，研究品味由研究项目的新颖性和重要性这两个价值维度来度量，研究品味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海量数据的出现、计算成本的下降、新问题的研究标准降低，导致研究项目更加偏重新颖性，而重要性偏好不足。龙小宁提出，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尚需调整，应重视研究项目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为“人工智能能否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陈彦斌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人工智能能够更大幅度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提高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促进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减轻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为“不平等的经济学”。陈斌开通过将经济腾飞国家与经济增长国家进行对比，指出不平等是现实存在的；将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视为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有悖于经典理论的。陈斌开教授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导致中国经济不平等的关键原因在于：一是金融市场与利率差异；二是市场垄断、信息垄断和资源垄断；三是由户籍制度影响的劳动力市场。
   主旨演讲之后，本届论坛的“政治经济学”“宏观金融与政策”“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劳动经济学”“税收政策与制度”“环境经济学”等37个分论坛于21日下午和22日上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各分会场分别举行。以下分六个专题分别进行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
   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冯志轩等定量刻画了积累和不平等交换对地区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发现价值转移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孙圣民等利用120个地市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数据，估算了国家能力及制度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不同地方的政府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周绍东等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本遵循，刻画了新科技革命改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路径。李飞跃等发现通用技能比专业技能更适合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协调工作，对省级官员的晋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杨继东等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增加了私营企业的捐赠水平和捐赠倾向，且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效应。
   （二）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张川川等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为例，发现个体参保概率与同村村民参与新农保的比例正相关，同村居民之间的信息分享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黄薇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显著改善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孤独感受。蔡伟贤等发现“新农保”独特的“家庭捆绑”制度使得“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挤出”子女提供的代际转移支付。刘辉等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参保概率和缴费水平，税务代征的效果较税务全责征收差。倪骁然等基于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的政策冲击分析发现，社会保险征管力度的增强提升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牛耕等发现以兄弟姐妹为代表的亲属网络通过建立非正规的风险分担机制促使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Pang等发现从长远来看美国地铁系统城市级地铁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
   （三）财政政策
   在当前倡行经济稳增长的主基调下，识别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意义重大。范子英等发现财政补贴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产生了较强的扭曲。梅冬州等发现以信贷支撑的财政扩张，会提高民营企业借贷成本，而去杠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又使得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上升，进而导致民营企业总体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朱超等发现政府及社会救助和信贷在对冲疾病风险方面相互可替代，而医疗保险则是独立不可代替的。孙晗霖等通过构建一个改良的生计可持续性指数（LSI）和BP神经网络，发现将非农就业作为主要生计来源更有利于家庭生计的稳定和脱贫效果的持续，但对非物质层面作用并不明显。胡原等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劳动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主观福利效应。
   行政区划设立和政府财政结构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高开娟等发现撤县设区通过集聚经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促进创新。王书斌借助区域经济干预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发现扶贫开发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资本增长，但当贫困地区与周边地区经济差距较大时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姚东旻等研究发现主官任期变动对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影响存在差异，对经济建设类指标投入较大而科教文卫支出投入较少。陈姗姗等采用单期补偿契约策略和博弈论原理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是PPP项目异化成为明股实债的主要原因。龚锋等发现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作用存在门槛效用，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达到门槛值后会扭曲税收分成的激励效果。詹新宇等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其辖区企业实际税负呈负向变动关系。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创新与发展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然成为经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王勇等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当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接近经济体禀赋结构时，产业更符合比较优势，更利于创新。吴华英等将熊彼特创新分类纳入包含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总量分析框架，发现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是在创新驱动下的两个经济现象，二者同步出现、相伴相生。陈长石等发现国家高新区影响城市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只在东部和中部城市通过促进技术型创业与城市空间结构集聚水平而对其技术创新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李磊等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信息化对创新的正面影响渠道。师博等发现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对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钱雪松等以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产业政策冲击在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研发效率。杨光发现企业设立国家级技术中心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增加研发支出进而促进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如何立足当下，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值得经济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石明明等论证了不同历史阶段国有经济收缩、扩张以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认为应将国企改革的本质还原为市场体系改革，并从市场体系整体改革的顶层设计高度予以推进。程名望等发现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东部地区得以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贡献力还不足。Chen发现只有在技术转化效率高的情况下，施行以产出为导向的补贴政策才可以实现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目标。杨长江等验证了中国内部存在着“宾大效应”，即收入与价格水平正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劳动人口集聚是其主要原因。Yang等发现行业竞争会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刘毓芸等发现方言壁垒不仅显著降低了相邻两县所拥有的产业及其结构的相似程度，而且显著降低了两县主打行业成为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概率。
   目前大量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问题日渐凸显，引起了经济学者们的注意。戴芸等构建TFPFNCHK新标准用于识别僵尸企业，证实了TFP低下是“僵尸企业”两大表面特征（存在信贷补贴和实际利润亏损）的根本原因。李旭超等通过应付账款占比识别债务支付拖欠，发现僵尸企业主要拖欠了上游民营企业账款，其债务支付拖欠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损害民营企业效率。
   （二）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研究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分必要。陈邱惠等发现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不能惠及地区内所有企业，使得增长目标在促进地区产出增长的同时恶化了资源配置。李小克等在时变产出弹性CD生产函数中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发现偏向性技术进步情境下TFP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与要素边际产出增长率之和。罗知等发现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地区银行分支机构的增加。杨汝岱等发现，全国整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中间品投入对农业生产越来越重要，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逐年改善。张钟文等发现行业资源错配对总体经济TFP的影响占3085%，其中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行业来源于农林牧渔业和房地产业。史亚雅等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来助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田磊等将扩展的Hopenhayn（1992）企业进入退出模块嵌入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分析发现削减在位企业的税费能够促进市场竞争，降低进入费用能够显著强化市场选择效应，二者协调推进可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总产出。
   （三）土地制度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土地作为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和基本载体，其供给结构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如何推进土地供给侧改革、适应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是经济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陈金至等通过在包含不同类型土地供给的DSGE模型中嵌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行为，分析了当前我国土地市场供给结构性变动所引发的政府债务和房价上涨问题。吴海军等发现地方政府会依据自身地理禀赋对不同用途的土地采取差异化市场化改革策略。仲深等发现我国城市集聚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土地价格的不断膨胀又抑制了城市集聚经济的发展。周泽宇等发现目前农村在自由流转基础上进行的土地资源再配置所产生的农业生产率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劳动力外流引致，反映城乡差距的各个因素较强解释了农村家户福利水平差异。毛捷等发现财政压力是造成土地出让收入规模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傅春杨等发现中央政府需要根据地方生产效率和土地要素禀赋制定各地区土地配置的总体规划。吴淑萍发现“经济激励”、“晋升激励”和“稳地价”的政治压力推高了地方政府计划供应的土地数量。汪德华等提出中国式土地分权概念和城市土地分权指数的构造方法，实证发现设区的市政府会通过下放、授权等方式将部分土地出让审批权给下属区政府行使，而土地分权会在自主发展权、土地财政分配、土地市场结构等方面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三、微观理论与政策
   （一）政府与市场
   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合理规划、强有力的科学指导以及对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韦欣等发现老区重组的行政区划调整通过淘汰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显著地改善了企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行政区划调整并不能显著提升地级市的GDP与财政收入水平，发生调整的区县通过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只对其财政收入产生短期效果。杜聪等运用地理特征工具变量识别了2005—2013年容积率规制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其效应大小与人口规模、制造业部门占比有关。马双等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普蓂喆等通过构建一个考虑社会福利动态最优的小麦市场模型，分析发现取消托市、降低托市价格和补贴生产者均会不同程度冲击市场稳定、农民收益和粮食安全。陈斌开等发现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土地流转率与土地产权保护力度有关，而只有当经营土地面积足够大时，土地流转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Lin等发现合作会员制提供的机械栽培和优质种子服务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面影响。
   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的特征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研究能够为市场的健康运行指引方向。曲创等注意到互联网平台中存在区别于线下市场的消费者有序搜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排序位置对商家策略性价格变动幅度和倾向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王麒植等发现平台营销活动促进了消费者线上线下流动，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有效，但由于外溢性的存在，致使平台营销活动面临效率困境。王世强等基于数字经济市场特征分析发现，歧视性定价可导致企业恶性竞争，损害社会福利，认为非歧视性均一定价是市场质量水平达到社会最优的定价方式。薛绍杰等发现挂牌更易产生共谋，而当共谋存在时，拍卖的出让价格更高。田柳等在搜寻和委托代理框架下构建社会信任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模型，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基本上会正向影响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其主要影响的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两者表现为“倒U型”关系。
   （二）税收及其经济效应
   近年来，伴随着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等一系列重大税收改革举措的落地，市场活力被有力激发，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些学者从企业角度考察相关税收政策的影响。刘冲等验证了税收政策存在类似于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即税率下降促使银行充实资本、提高资本质量，支持了信贷扩张。王春元发现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大企业更偏向选择税收优惠政策，而中小企业则偏爱选择财政补贴政策。巫强等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主要通过增加研发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这两个渠道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姚东旻等发现在增值税框架下存在拉斐尔曲线，税率与劳动需求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赵颖等发现始于2010年的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显著降低了限额以下小微企业实际所得税负，但对企业存活和进入影响较小。庄佳强等测算了2008年以来中国各行业的企业所得税边际有效税率，发现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的下调并不必然带来边际有效税率同等幅度的下降，并且行业投资的有效边际税率敏感性显著持续为负。才国伟等发现税改政策激励了企业减少现金持有用以购买更多的理财产品，从而促进了理财市场的发展。
   也有学者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考察相关税收政策的影响。余航等从增值税入手分析发现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叠加产业升级产生的长期效应解释了增值税与增加值弹性快速下行对税收“超速增长”结束的助推作用，其中由“出口退税+进出口”波动引起的增速关系波动解释了弹性的部分变动。赵达等发现忽略家庭预期将会导致减税效应低估，税收减免只在短期提高家庭消费，并且政策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随着减税率（而非收入水平或者流动率）增加而单调递减。Luo等采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税收构成的影响。
   （三）公司治理
   在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十分关键。王红建等将Hayek（1945）当地信息优势理论和Jensen & Meckling（1992）授权理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松绑将显著提升企业投资灵活性，抑制同地区企业间的投资追随效应。熊艳等发现我国IPO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关系”现象增加了IPO批准概率，但这种增加会被负面媒体报道所抑制。李青原等发现征收排污费有助于倒逼企业开展更多研发创新活动，而给予环保补助却对企业的研发创新产生挤出效应。Su等发现政府直接购买可以提高股票价值，并具有溢出效应，能够缓解市场层面的传染。邹静娴等发现最低工资会通过“要素替代”和“盈利预期”效应影响企业杠杆率。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对企业的行为决策研究一直以来备受经济学者们的关注。杨威等以锚定比率（RPR）指标衡量事前股价高估水平，发现股价高估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股价压力会使管理层加大资本支出，进而不利于企业创新。陈文哲等构建了一个序贯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我国业绩型激励条件下，限制性股票更易受到代理问题严重、投资风险较大、股价信息含量低的企业或高管权力大的企业的青睐。Hana等发现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取向减少了贷款缔约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方面潜在的资产置换或其他类似的转移，从而降低事后契约违反概率。张新一等发现上市公司的分红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净资产收益率考核使得公司管理层在推动分红时存在一定的动机异化。甄红线等发现，会计信息质量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系统风险，并探讨了其效应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杨国超等发现高铁通车能显著提高地区市场可达性，从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和分析师实地调研次数，进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四、金融理论与政策
   （一）宏观金融与政策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刘建建等发现2009—2013年中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抬高CPI，但却抬高了房价和商住用地的价格，认为Ramsey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是货币平稳扩张。袁宇菲等发现货币供给的正向冲击促使政府投资增加从而对企业投资有显著挤出作用，但对企业的融资规模没有显著影响。张琳等基于VAR模型、MSVAR模型以及引入准备金规则后的DSGE模型分析，发现中国所有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有效，但盯住M2的准备金规则对“稳增长-防通胀”政策空间的扩大效果要远大于盯住通胀的准备金规则。张佐敏发现我国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产出粘性，产出粘性与价格粘性对政策冲击效果的影响差异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分歧。邓燕飞等通过构建以垂直生产链中每个生产阶段的企业定价皆存在信息粘性为特征的DSGE模型，对其产生的多条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及其货币政策含义与此类模型中的多条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及其货币政策含义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比较。
   在“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首位，而金融风险作为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受到了经济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潘超等通过构建带有异质银行部门的DSGE模型，理论分析发现央行实行前瞻性指引将有效缓释宏观经济冲击，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实施的强监管在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用。崔琳等比较了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的监管投入以及带来的社会总效用。邓伟等发现我国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创新工具发挥了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双重效果，对于引导资金合理流向、抑制企业金融化、防止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具有积极作用。郭长林等发现宽松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刺激效应大于对实际债务的推升效应，最终导致宏观杠杆率下降。陈凌凌等通过建立信贷驱动房价泡沫模型，基于22国1975—2017年季度面板数据分析了投资者博傻投机和骑乘房价泡沫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双支柱”政策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差异化效果。
   除了研究宏观金融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外，还有学者从系统性风险本源出发，探究实体经济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黄乃静等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实体经济冲击的放大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银行和房地产部门是产生放大效应的重要来源。温兴春等在一个包含金融中介的多部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中介的开放，分析发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约束、资本流动顺周期的特性在金融开放下显著提升了金融脆弱性。张天顶引入非金融企业产品多样化熵的测量指标测量了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程度，结果表明综合化经营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作用具有规模依赖性。
   影子银行是资金由正规金融体系流向非正规金融体系的主要通道，不少学者聚焦于影子银行，探究中国式影子银行对中国经济和相关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侯成琪等通过构建包含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基准DSGE模型分析发现，监管套利的存在弱化了仅针对商业银行监管措施的有效性。郭晔等以资管新规后兴起的新一代影子银行——资产证券化（ABS）为例分析其风险效应，发现总体上ABS有利于降低发起银行和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赵亮等基于所构建的包含“信贷配给强度”的DSGE模型推理，认为中国式影子银行是金融体系在面对信贷配给时的“自力救济”，对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积极意义。彭俞超等通过包含内生融资约束的两部门模型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可以通过限制影子银行活动短期内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但长期会因为降低其投资总量而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
   （二）微观金融与政策
   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背景下，商业银行一直是微观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孟庆斌等发现银行资本监管通过信贷规模渠道和信贷结构渠道抑制僵尸企业的形成与存续。申宇等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银行顺周期贷款损失计提显著正相关，银行计提与风险处置能力负相关，而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顺周期计提，有助于银行稳定收益、降低风险。蒋晓宇等发现高资产透明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约束作用，但同业存单规模会削弱其有效性。姜世超等从商业银行供给方角度构建了金融科技指数，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减贫效应和促进就业的涓滴效应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Wu等发现银行多元化的增强能直接提升银行的稳定性，但多元化增强所导致的效率降低也会增加银行的风险。Jiang等基于2008—2017年全球典型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指数值分析了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指数的分布特征。
   家庭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们的重视。徐佳等发现教育程度与家庭金融的脆弱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少儿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程度上升。吴锟等发现求学期间和工作期间接受的金融教育均对我国居民的金融行为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王新程等以捐赠型众筹为切入点研究发现在移动网络技术下更广泛的信息传播和小额捐赠改进了传统风险分担机制。
   （三）资本市场领域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实践的深化，经济学者们对资本市场展开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探索。周颖刚等比较和分析了2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国债期货的信息优势及其影响因素。邓可斌等通过百度新闻大数据提炼出产业扶持政策指标，发现产业扶持政策增加了中国上市国有企业的系统性风险，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其政策因子对企业股票收益率具有良好的解释作用。Yin发现对于风险厌恶者，初始禀赋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在未来资本收益中消除不确定性。Chang等发现雾霾带来的负面情绪对股票净买入量和投资者财富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洪祥骏等发现投资者具有“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杨海生等发现由机构投资者的有限注意而产生的对报道关注度差异，使得股市对正面报道过度反应，而对负面报道反应不足，融资制度的实施更是加重了其反应的不对称性。卞世博等分析了管理层的答非所问与市场反应的关系，发现中小投资者的一致行动是二者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李少育等发现市场操纵是驱动涨跌停板的显著因素，且投资者出于价格幻觉或者“以小博大”的赌博偏好和分析师的同向预测也会显著增加涨跌停板的概率。Zhou等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开始职业生涯的基金经理会得到更高的回报，认为个人最初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条件对其职业成果和决策有长期影响。张小茜等发现政府隐形担保会降低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加其投资水平，认为中央有必要加快落实解决财政分权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郝项超等发现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能够降低使用衍生品对冲外汇风险企业的现金流波动，促进企业创新。
   投资必然伴随风险，风险投资机构填补了传统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市场空缺，发挥价值增值职能进而促进企业成长，因此，有关风险投资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付辉等基于Fu et al.（2019）的匹配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创投双方匹配结构会通过影响双方各自最优努力水平，造成风险投资价值增值职能的动态异质性，进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表现，二者呈“倒U型”关系特征。温军等发现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该影响与企业的吸收能力、规模以及行业的竞争能力正相关。吴友等发现风险投资主要通过增值服务和监督控制两种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商业化创新，但抑制了基础性创新。
   五、国际经济学
   （一）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单个国家经济发展与其对外贸易进程密切相关。庄嘉霖等发现一战显著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出口规模，进而推动了民国“市”的兴起，相比其他地区，贸易开放对通商口岸及其近邻地区的城市化促进效应更强。周琢等运用投入产出表和企业层面数据核算了外资企业出口中的属权要素增加值。钞小静等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扩散效应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升级，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杜宇玮通过构建异质性产品的差异化选择模型分析发现，产品差异化类型和终端市场需求规模是影响代工企业能否实现品牌升级的重要因素。张鹏杨等发现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引发了美国实施全球性贸易保护。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讨国际贸易的综合效果是当前研究的重要主题。高宇宁等使用引力模型对就业创造与转移进行价值链分解，发现由复杂价值链所创造的就业受距离类变量的影响幅度明显比传统贸易渠道和简单价值链渠道更小。段玉婉等建立了全球生产网络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通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中国福利水平，提高关税是中国应对贸易争端的有效工具。王博等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竞争关系网络，发现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发挥中介作用。刘慧等利用网络分析法描绘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及其动态演变，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嵌入的企业创新效应。
   （二）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对自身经营状况和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黄新飞等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不仅在广延边际上提高了企业在受援国开展直接投资的可能，而且在集约边际上增加了直接投资水平。李兵等发现美国劳动人口在进口竞争和产业转移的双重作用下发生跨地区转移，中国进口产品冲击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较小，而美国的对华投资对其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胡翠等发现目的国风险下降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且风险下降对商品质量存在异质性影响。刘啟仁等将企业碳排放量、内陆运输费用、贸易方式和要素禀赋纳入Eaton et al.（2011）异质性企业模型解释“碳排放效率悖论”，分析表明企业碳排放效率与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低内陆运输费用、加工贸易和劳动要素丰裕扭曲了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效应”。
   （三）金融开放与汇率制度
    国际金融市场关联和汇率制度设计对各国国际竞争力博弈具有关键作用。肖潇等发现跨境资产配置的增加、金融开放程度以及债券市场占比的提升增大了国债收益率的对外溢出效应，强化了跨境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倪淑慧等发现增加值贸易流对使用传统和基于增加值这两种方法计算加总汇率情形和可贸易品行业的人民币对外竞争力影响较小，对不可贸易品行业反映的对外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邓贵川等通过构建非对称两国DSGE模型分析发现，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下利率对通胀的反应强度不断上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强度不断下降。Hou等发现汇率硬挂钩会大幅提高经济周期同步性，效果并不随着汇率制度灵活性的增加而线性下降，而对于金融开放程度高、制度质量好的国家，其下降效果更为明显。周开国等基于筛选的全球53个股票市场月频超额收益率截面预测因子的稀疏信号，测算了各国在全球贸易网络和价格发现网络中地位的差异程度。Cheng等发现由于人民币溢价与股票波动的协方差大多为负值，且与股权偏态的协方差为正，说明人民币不是很好的对冲工具且无法对冲股市崩盘。
   六、劳动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
   （一）人口及收入分配
   人口增长及其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刘丽丽等发现跨省流动和跨市流动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实际消费水平，主要表现为非住房支出的增长。邓仲良发现人口短期流动受到工资效应显著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对人口长期流动影响则更加稳健，但高房价并未有效抑制城市规模和人口流入。李明来等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移民农户与村委会的动态博弈模型，并运用陕南移民搬迁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信息公开影响移民幸福感的传导路径。刘学良等发现15—19岁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超过劳动年龄人口。杨向阳等发现“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而“少子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刘茜楠等提出“活在当下”假说，发现户主经历的地震频率显著提升了家庭的享乐型消费，但并不影响其可支配收入和非享乐型消费。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苏京春等构建了基于阶层流动的“公平感”象限，认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分配抉择应遵循渐进式收敛。马银坡等发现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更偏向于较远距离的跨省流动，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流动劳动力的就业收入随着其外出流动范围的扩大而显著增加。邵彬涛发现开放竞争能够提取垄断厂商的“租金”，但会同时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激励，造成社会总福利下降。潘哲文等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不存在显著的户籍歧视问题。赵晓军等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并进行拓展，发现市场潜能和人力资本聚集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二）教育、社会与文化
   教育年限与教育制度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Gang发现21世纪初农村小学大规模关闭增加了女性年总收入，而对男性总收入影响较小，这一差异与不同性别的迁移模式有关。王春超等发现城市实施的覆盖流动人口的教育制度改革比未覆盖流动人口的教育制度更能促进高技能人口的迁入。谭莹等发现教育同型婚姻有助于降低我国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父代教育同型婚姻有利于子代收入水平的提升，且低教育水平的同型婚姻其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农汇福等发现中国新的反贫困战略有助于扩大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并有可能改善贫困的代际传递。Hu等发现管理者的海外工作经验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来促进知识的国际溢出。
   社会交际和文化认同对个人和企业行为产生潜在影响。周从意等在国内某社交筹款公益平台上开展大型田野实验，结果显示转发配捐激励能够显著提升转发项目的概率，而捐款配捐激励对提升捐款概率没有明显效果，但提高了捐款者的平均捐款金额。李彬等利用在微信中进行求助的实地实验，发现微信网络好友关系可以显著提升微信群平台上的帮助，但平台社交行为对帮助没有显著影响，总体上微信社交联系度弱于现实社交联系度的影响。潘越等发现地区内的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企业的避税程度越低，义利、奉献、诚信和声誉是其四条潜在的影响路径。蓝嘉俊等发现性别身份认同主要通过管理才能和社会资本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距。章平等发现移民的饮食结构更加接近来源地居民，移民的文化习得存在障碍，但移民文化习得进程会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
   （三）环境污染与治理
   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注重环境保护，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政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探讨。金浩等发现当县所属的城市本身拥有严格的环境规制时，撤县设区政策有利于地级市政府的环境统筹协调治理。韩峰等发现城市建设用地错配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抑制技术创新和弱化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显著加剧了城市自身雾霾污染，且对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陈登科等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技术效应而非规模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王营等发现高污染企业存续年限与周边5公里范围内居民的健康状况呈“倒U型”关系，证实了环境污染损害居民健康的空间不公平性。张洪胜等发现《中国清洁生产促进法》通过提高企业二氧化硫处理总量和人均处理量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但对企业新产品产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即未能激发波特效应。钱雪松等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法制建设之间的因果关系。刘莉亚等发现环境行政处罚在短期内使得公司债券价格下降，长期则使得企业经营绩效提高。张辉等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带来的外商投资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外商投资对地区技术改进和创新活动存在激励效果，且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转移机制主要体现在知识的流动性和专利引用的过程中。童健构建了绿色财税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发现在生产者绿色价格补贴所占比重在20%至40%之间时，环境保护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影响效果最佳。Wang通过建立两阶段博弈模型验证了模型在补贴市场中估计多个代理人市场势力的合理性。
   刘奕发现汽车共享进入对于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Qian等分析发现限驾政策下交通流量将被转移到其他时期（跨时间替代效应）和空间（空间替代效应），其政策的环保效果被抵消。吴敏等发现当城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后，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提高，但日常投入资金不足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降低。赵仁杰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有效降低地区雾霾污染，并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季曦等回溯了中国生态经济学近40年的发展史，提出采取“自上而下”的学科建设和“自下而上”的理论创新双向战略。杨冕等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发现，省际贸易导致了健康负担从东部沿海向内陆省份转移。张涛等利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鲍莫尔效应驱动的结构转型远重要于恩格尔效应驱动的结构转型，且最优减排政策的选择与政策实施时的经济结构相关。刘生龙等利用断点回归发现国家扶贫政策可以有效地改善贫困县域的环境状况。
   七、结语
   从2001年至今，中国青年学者论坛已成功举办19届，论坛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论坛之一，并成为青年经济学者的年度学术盛宴，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激发了全国青年经济学者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积极开展研究的热情，加强了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培养了中国经济研究的后备力量。
   本届论坛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和进展。首先，收到来自国内外青年学者论文数量创历史新高，高达751篇，且总体论文质量也较往年有所提升，这体现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的举办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青年经济学者对论坛的高度认同。其次，颁发了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给予在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青年学者这一极大荣誉，鼓舞和激励我国青年经济学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智慧。第三，首次举行了经济学科人才培养和引进意向交流会，得到了近50家高校及科研单位、近200名青年博士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成效显著，备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