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欧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9）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9年6月29—3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10多家媒体以及近80多位中外青年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大会致辞并发言的学者包括（按发言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教授，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传生教授，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陈寅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先生，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郎丽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杨春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研究员，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昆亭首席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乐一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李婧教授等。与会专家围绕“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中青年学者还围绕“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等议题举办了两个分论坛，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及原因、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从飞跃到稳定的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化是理解中国经济成就的钥匙。黄群慧认为，工业化强国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国如果不走工业化道路很难实现经济现代化。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历史性成就可以概括为：工业化水平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世界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前30年的工业化进程，经济波动很大，但工业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一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从总体工业化水平指数看，2011年后进入到工业化后期，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5年前后中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工业化国家。在联合国的产业目录里有关工业部分，中国是唯一能够全覆盖的国家。
   张平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分析中国的工业化，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从无到有，工业化进程从速度上看相对较高，经济波动较为剧烈，但为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再一次从停滞走向发展，经济实现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改革、开放与宏观稳定在1994年高度结合推进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陈乐一则实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主要处于扩张状态，周期波动较小，扩张持续时间长，中国经济正以良好和稳定的状态运行。
   （二）改革开放和适度宏观调控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关键
   田国强指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政策稳定贯穿中国经济70年的历程，而在后40年，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全球开放，实现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激励相容。张平认为，改革开放前忽略人民分享的模式或无视个人利益激励的方式，无法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后，建立了宏观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使人民分享到增长的利益，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面对结构性减速的经济增长态势，需要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改革和宏观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以及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与国际接轨的开放体制。陈乐一教授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的意义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还起到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
   二、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大国发展模式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杨春学通过比较“家族国家观”、“文明国家观”，指出“有为政府”这一思想根源来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基因就是强政府的文化历史基因。在家族国家观中，国家与朝廷之间的界限不分明。家族就是皇族，皇帝作为“天子”代表国家的“天意”。在文明国家观中，中华文明把国家（政府）视为所有社会群体的自然、永恒的属性，思想基础是整体主义，国家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现实，一个“集体存在者”，追求客观上可确定的、高于个人偏好且与某个人的特定偏好没有必然联系的公共利益。
   张晓晶研究员则指出，国家规模过大会产生“委托-代理”和区域平衡问题，导致区域的差异性治理与市场的统一性配置目标间存在深刻的现实矛盾。他主张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认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同时要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国家治理核心在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在提高国家韧性方面，他强调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政府更好的监管和监控，并不代表政府需要承担所有责任。
   （二）探索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治理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共治”。杨春学教授指出，与传统国家治理思路相匹配的两个“恶习”——以德替法和对权利没有根本性有效制衡阻碍了良好制度的建设。前者把与道德无涉的社会经济问题道德化，而后者则会产生历史周期律问题。张晓晶认为，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博弈中，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经济学家更多关注了政府与市场，忽略了社会，而自组织力量强大的社会其实更容易起到监督政府、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有利于改善政府治理。因此，强能社会（即社会力量强）更容易产生优良政府，从而获得绩效更好的政府治理。社会需要强大的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组织来充分调动相关社会资源，通过共同行动增强社会系统对风险的反应、处置和协调能力，以维持社会系统结构均衡和秩序稳定，进而提高大国韧性。
   （三）重视地方政府行为演变对国家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沈坤荣从政府行为的演变以及增长动力转换的视角分析了建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他指出，从建国至今7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个阶段，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互为耦合，深刻地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政府行为表现为中央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改革开放至今，地方政府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市场互补功能，总体而言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迈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区域竞争却愈演愈烈，合理的约束机制被不断突破，市场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所取代，在一些关键领域，地方政府总是游走在管控的边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似乎已经盖过正面效应。有三个领域值得重视：一是跨区域的环境治理。作为发展中大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得地方政府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愈发突出，不同地区无法在环境治理上达成联防联控的共识，加剧了污染的空间转移，不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二是跨区域的金融资源扩张与争夺。由于中国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给予地方政府无序竞争隐性债务提供了空间，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逐渐演变为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一些违规的债务即使通过中央调控也难以彻底清除。三是跨区域的土地出让金竞争与同一逻辑的“人才争夺战”。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出让展开的竞争，推高了房价，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各地开展的“人才争夺战”表面上是为城市的创新积累人力资本，背后仍然是土地出让金竞争的逻辑。沈坤荣认为，在不完善的市场与强有力的政府这一大背景下，矫正地方政府异样的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大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分权，即中央政府负责政策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具体负责政策的执行。
   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一）以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根据创新驱动主体在创新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近现代经济中的创新分为三种理念模式：个人引领的创新模式、企业策动的创新模式和在原有架构下对技术和组织完善深化的优势国家主导的创新模式。沈越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模式分为3个阶段：初期是以学习模仿适用技术为主阶段，学习比创新成本更低，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期是学习+再创新模式，此阶段仅依靠外来技术和经验已不能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始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也不再是单纯模仿，而是在学习外来技术、管理、制度基础上再创新。目前除个别领域外，这种学习再创新模式已成为现今中国创新的主要形式。因此，国家创新模式须进行调整，不断提升企业和个人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未来则是以前沿创新引领的创新模式，由于中国可借鉴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小，前沿创新愈加重要。主要依靠某个主体（个人、企业、政府）推动创新不能满足大国模式的要求，尤其需要改革现行由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重新安排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在现行创新体系中关系，提升个人和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降低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的创新主要在三个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非市场化领域；技术与市场前景明朗领域。政府主导指的是政府的兜底职责，在这些领域中并不排除个人和企业来主导，在其他领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以激励企业和个人的创新。
   张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型就是从比较优势到要素质量升级，除了传统要素的升级，还要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信息、网络等新要素的供给，新要素加入的关键是激励创新，尽管政府干预有它的历史贡献，但是到创新的现阶段，面对新要素的提升需求，这些就变成了桎梏。他认为这种创新不可能靠国家干预产生，而是要靠一套制度安排激励企业家创新。此外，通过金融的跨期匹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创新效率补偿的不确定性。
   （二）包容并监管新经济模式的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及流通和生产的一体化更加广泛，新的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平台经济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许宪春以福建莆田为例，分析了平台经济的模式、特征及问题。模式包括上下游纵向联动模式、小企业横向组合模式、物流创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平台经济呈现出了政府引导支持、国企民企融合发展、依托实体产业、轻资产运营与网络外部性快速积累规模优势以及跨界整合等特征。其积极作用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企业效率；发挥信息优势和规模效应，降低客户的采购价格；实现供应链协同作业，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通过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托平台汇聚流量，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降低进入门槛，创造大量就业。但是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人才供给不足、资金短缺、数据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之际，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包容并监管新经济模式的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大动力。
   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三个重点领域的政策选择
   （一）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张曙光探讨了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使用权中心论，改变了企业和企业理论的性质。与所有权中心论比较，从使用权出发，企业是一个能动的使用主体和创新主体，企业活动的中心是所用资源的性能、结构及其匹配，在结构上对应的是拓扑结构，处理的是异质性问题，企业内部结构和组织流程发生了变化，董事会的权力来自使用权；董事和董事长由使用者在使用者中选举，使用者既有选举权，又有被选举权，具有了自下而上推举的性质，这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真正注入了民主的因素，实现了劳资共和与权利平等；追求利润的主体和利润的享用发生了变化，利润不能再简单地看作是资本的产物，而主要是经营者能动和创造的结果，其分配制度的设计也不能以所有者的权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要从使用者的分享和激励出发，还要考虑对社会的服务。
   杨瑞龙认为，由于市场存在很多禁入原则，民营企业现在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和国有企业进行竞争。为解决民营企业当前遇到的“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等诸多困难，要考虑如何通过开放市场，给民营企业增加更多的投资机会，而“国企混改”就是一个重要机会。使国有企业的融资和市场支配优势与民营企业的灵活经营机制优势相互补充，既能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又为民营企业投资提振信心。目前国企混改主要实现了“混”，而没达到“改”的目的，民营企业参与投资的机会仍然有限。他进一步对国企混改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将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作为考量国企混改的参照标准，二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用产业分类确定国有企业的“公益”或“商业”属性，从而把哪些企业能够纳入混改的决定权由“谁出资谁分类”转变为一个客观标准。
   杨瑞龙强调，目前应着力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取消所有制歧视，让民营经济吃上“定心丸”，稳定预期。真正打消民营企业家的顾虑，提振民企的投资信心。特别是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让已经出台的鼓励政策能真正“落地”，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重塑改革动力机制，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其中特别是要激发地方政府官员与国企领导人的改革勇气与胆识，完善“混改”的制度安排。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向外资开放，同时首先要对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开放。四是处于垄断性领域的国企混改，应鼓励民营资本突破进入壁垒；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混改，应让民营资本染指“控制权”。五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陈昆亭认为，需求是增长的动力，需求饱和经济增长就会面临停滞，需要通过横向技术进步即新产品的不断创新促进社会需求增加，扩大市场规模，并进一步增加创新驱动增长的持续性。彭建强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有助于克服有限需求和市场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存在城乡建设两难困境：一方面，城镇建设无法满足城镇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大量市政项目重复建设并存；另一方面，乡村发展不足、人口流出和空心化与农村重复建设并存。他认为新型城镇化，既要城镇化，又要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双轮驱动，关键在于城乡融合。他建议利用城市流向农村的要素促进农村三大产业的发展和新兴社区的建设，并继续推行城镇化实现市民化。
   （三）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田国强教授指出，过去40年中国对外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对美开放。现在中美关系在信任和利益方面都强烈严重受损，双方在贸易、科技、金融方面的摩擦甚至意识形态冲突可能会长期化，对中美双方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面对中美关系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增强趋势，应以“基准四最”进行应对，分别是：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解决外部危机和挑战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推动改革和全球化的开放，通过扩大开放倒逼改革深化。田国强建议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加快推进中欧、中日韩、中韩、中日、中英等主要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避免中美冲突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形成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格局；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助推中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龚刚则提出，以贸易转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现阶段中国资源已不剩余，从而也不再廉价。传统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将严重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因而，中国对外开放模式需要转型，针对发达国家，主动扩大进口，不追求贸易顺差；针对发展中国家，追求以人民币进口。他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走”战略，即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他认为，目前人民币周边化已经基本实现，建议针对人民币区域化目标国家，将不符合中国现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转移出去，并将其生产的产品返销中国，不仅会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为中国用人民币进口提供便利。
   李婧重点分析了当前贸易摩擦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汇率转换问题。通过历史分析，她指出在过去中国汇率制度的转换以服务对外贸易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多种汇率制度上进行尝试，并具有相机性。但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增长，收入效应的影响大于价格效应，且国际间的贸易竞争从价格竞争到技术竞争转换，汇率调整这种短期措施在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因此，汇率水平是不能被操纵的，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设置，应该更多关注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货币自主权，遵循经济逻辑。
五、 城市生活质量总体稳定稳中有忧详细内容参见《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9年继续对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通过统计分析和计算得出了2019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并在本届论坛发布了该指数。
   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35个城市居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3839，处于临界点（100）和有信心（150）的区间，与2018年（11548）相比，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增强；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704，略低于2018年的6937，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健康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5699，低于2018年的6448，介于好（50）和很好（75）之间；医疗服务总体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280，低于2018年的6531，介于好（50）和很好（75）之间。
   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消费者信心稳定。在当前经济增速、投资增速、出口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稳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表明，未来一两年消费需求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是从教育、医疗、健康等各项满意度指数来看，许多指标不尽如人意。消费者信心虽然稳中有升，但并不是很充分。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当前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