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几乎人类所有的行为类型。农业经济学表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由于其研究对象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等广泛领域，呈现出与生命科学、地理科学、行为科学等不断交融的独特性。大国农业、大国小农以及乡土社会的特殊农情，使中国成为国际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从而有可能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直面现实进行理论创新提供得天独厚的话语权优势。

  一、 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进程
  农业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思想是人类最早的经济思想。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农业经济理论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自177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Arthur Yang）出版《农业经济论》，农业经济学已有250年的历史。但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完成，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农业经济学从早期的雄心勃勃并被视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到最近30年其学科地位的独立性日益受到挑战并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国际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农场经营为核心，侧重于农场生产要素配置与经营管理研究；第二阶段以政策研究为重点，关注于食物保障、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第三阶段则在政策研究基础上重视农业的市场化研究；第四阶段即近年来普遍出现了跟食品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商业经济以及贫困、平等与发展问题的交叉态势。其阶段性转换，一方面说明了农业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农业经济学被掩盖在其他学科之中。
  北美农业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证明了上述趋势：（1）农业经济系改为农业与资源经济系，或者并入应用经济系或经济学系，农业经济学在大学不再具有学科的独特性。（2）向食品供应链产业延伸，注重涉农产业管理、食品产业管理与食品营销、农商MBA等，体现出工商管理学科特性。欧洲和日本也具有类似命运。尽管国际农业经济研究热点已转向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性依然可能式微。
  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已走过百年历程。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金陵大学开设的农业经济本科专业。该校1925年成立农业经济学系，1936年招收硕士研究生，首任系主任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卜凯教授（John Lossing Buck）。1952年院系调整，农业经济学科由建国前的综合性大学转为专业性农业大学。“文革”期间，农业经济学科基本被取消。1977年恢复高考后，以农业院校为主体、众多非农院校与科研机构陆续重设农业经济教育，学科才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
  中国农业经济学具有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呈蓬勃发展之势。涵盖范畴日益广泛，并分解为农场管理学、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产品运销学、农村金融学、农业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农业政策学等更加专业的学科分支。据陈秋红和朱侃对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分析，农业经济学科期刊论文呈井喷式增长。1978年收录论文506篇，到2017年达66057篇，年均增长13.31%。
  中国农业经济的学科进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研究范式日趋规范化。研究方法已经由定性分析转向实证分析为主，论文写作和审稿都已高度规范化。前沿方法如随机对照试验（RCT）、机器学习等能够同步引入国内。（2）教育体系日趋国际化。大量引进海外博士，教师和学生出国深造比例大幅提高，课程设置已与国际一流高校非常接近。（3）国内外研究水平日趋接近。在国际专业期刊中，国内学者每年都能发表相当数量的高被引论文。（4）国际联系日趋紧密。1996—1998年由原农业部牵头12家高校及科研院所与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协会举办农业经济学Winrock博士项目，开创了该学科研究生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先河。2010年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Emerald集团合作出版的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CAER），被SSCI和SCI双收录，这是中国大陆经济管理类第三本，也是农业经济类第一本SSCI刊物。
  二、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结构转型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农业经济学科也面临重要挑战。主要反映在：（1）基础学科的介入。农业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管理学与统计学等的应用领域，现代经济学扩张则对农业经济学形成“碾压”，维护学科独立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影响力下滑。一是决策咨询影响力下降。“学院派”参与决策咨询越来越少，更多以政策解释为主。二是学术影响力有限。在1978—2017年CNKI农经类论文中，零被引论文高达70.12%。（3）优质生源流失。农经学科早期就业去向主要是涉农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大学毕业生分配体制改革后，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导致其生源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
  针对上述情形，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应该做出重要转型。其基本方向是，以讲好中国故事来巩固学科地位，以开放视野来强化问题导向，以直面现实来检验和发现理论。
  （一）学科地位：讲好中国故事
  世界农业一直被视为人类史上最为卓越的成功故事。它不仅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而且还满足了人类日益多样化的产品需求；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和劳动力，而且为城市提供了生态庇护、文化底蕴等多元功能。中国农业尤具特殊性。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演化源远流长，其隐含的学术意义更是博大精深。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是国际学术界第一部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农业的著作，充分展示了六百年间中国农业所达到的辉煌，在学界赢得广泛盛誉。同样，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对中国佃农问题的研究，不仅改写了对分成制低效率的传统认知，而且诱导了契约理论的枝繁叶茂。
  农业大国的文化沉淀、大国小农的运行逻辑、发展转型的演化机理，能够为农业经济学研究提供绵绵不断的源泉。不仅如此，中国幅员广阔、地域差异明显、乡土文化多样、改革试验层出不穷，能够为农业经济研究提供得天独厚的试验田。仅仅是总结中国近40年农村变革的内在逻辑，就足以让人穷其一生。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农业经济学者在检验、拓展乃至于创新经济学理论做出独到的贡献，助推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二）问题导向：从封闭走向开放
  任何理论都是基于假设，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同样，学科发展亦可能存在生命周期。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面临的非议与质疑一直源源不断，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不断修正基本假定使之更接近现实，其基本范式的形成与解释力的不断提升，正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现代经济学将传统学科分类中属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统统纳入其视野，看似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实则是与众多学科的融合和取长补短，大大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因此活力四射。
  不过，农业经济学研究并未出现明显的理论进步。二战以前，农业经济的概念主要拘泥于生产经济，关注于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要素配置、农产品市场与消费等，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二战之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国际化，国内外市场之间、各个部门之间、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促进了农业经济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展。但总体来说，农业经济学研究依然带有“农业生产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性。可喜的是，两个方面的事实正在诱导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转型。
  其一，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带来了中国农业经济学“问题导向”的研究转型。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曾因提出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而广受青睐。由于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并根据源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以及两部门增长模型，认为只要通过政府干预、加大资本投入，并与本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经济起飞就指日可待。但因缺乏微观的学理基础，这些发展战略均未取得理想效果。农经学界在反思中重新发现了农业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研究范式亦发生重大转型。动向之一是对制度及其激励效果的重视；二是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最近40年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是对农民理性的认定，农民能够对市场及制度安排做出理性响应。农民的理性行为与环境、制度、礼俗及文化信念密切关联。中国农民在农村变革中的丰富实践能够对此提供生动证据。中国农户行为可视为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富矿，不断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能够有效支持中国农业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型。
  其二，农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革带来了中国农业经济学“开放导向”的研究转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格局出现了重大转变：一是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开放性研究提供了契机。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农业转型发展和增强农业竞争力，成了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前沿。二是农业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传统农业改造与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想象空间。现代生物技术的突破有可能弱化农业对动植物生命特性及传统资源的依赖，信息数字化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农业的精细化、精准化与产业化成为可能。由此，农业的组织化与农业分工经济将成为研究热点。三是以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为标志，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强音，生物多样性、农业碳排放及气候变化等成为新兴热点，农业经济学转向更为广泛的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福利问题研究。总之，农业发展格局的转变为中国农业经济学提供了广阔天地，并极有可能诱发新的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
  （三）直面现实：强化理论解释与理论发现
  经济学有两种似乎出自同一学派但实质不同的方法：（1）弗里德曼著名的“只要预测准确，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的思想主张，被西蒙戏称为“轮椅里的经济学”方法论；（2）科斯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以真实现象为出发点重新构建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
  在农业经济领域，尽管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赢得普遍赞誉，但他将“传统农业”视为同质也受到广泛质疑。因为传统农业中“农民贫穷而有效率”的论断及其政策结论，依赖于新古典假设，并通过预定前提而进行的逻辑演绎。丹麦学者博塞拉普（Boserup）没有简单地把农业历史“硬塞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而是从发展中国家农业经验出发，进行归纳和推理，然后进行检验。她的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将“传统农业”想象成一个简单的同一体，而是直面现实，勾勒出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各种不同形态和变迁。
  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农业的食物、原料、贸易及就业等功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成为农业经济学核心内容；农业的生态与环境功能及其外部性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前沿；文化与生活功能能够将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整合进农业经济研究；农村的社会交互关系与要素流动甚至能够触及空间经济学；心理与康养功能将有助于为农业经济学家赢得健康经济学的一席之地。对农业功能的经济学意蕴的挖掘，将对主流资源配置研究乃至经济增长理论构成挑战。农业作为一种组织方式与文化秩序，引入制度、交易费用、规制等视角，将为理解农村社会及其治理提供有力的工具。不同区域、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农业功能及其结构具有差异性，这将为农业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提供无限机会。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学家担负着不可替代的新的历史使命。
  农业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也是理论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好的”农业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基本事实、情景依赖与关联性证据，才可能发现理论并推进理论创新。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是：（1）解释和揭示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对已有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2）用更规范的语言重新叙述已有理论或假说，或在方法论上批驳已有理论；（3）基于系统性证据提出新的学理解释，或建立新的理论。农业经济学关注的现实问题至少应包括：（1）现实中与常理或公认逻辑相违背的事件，或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事件；（2）现行政策明令禁止又不断发生，或充满内部矛盾、看似无法解决的事件；（3）看起来存在多种解决方案，但又不知道哪个是最有效方案的事件，或看起来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但却又不知道该方案会产生何种关联或长期后果的事件。必须强调，一门实践的学科往往是理论发现与创新的学科。对此，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任重而道远。
  三、 第三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概述
  为了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理论进步，《经济研究》编辑部、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2017年联合发起“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随后增设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发起单位。首届论坛于2017年以“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经验、启示与展望”为主题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第二届论坛于2018年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40年：回顾、发展与展望未来”为主题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均已取得良好效果。
  第三届论坛以“乡村振兴：经验、启示与展望”为主题于2019年4月26—27日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开幕式由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俊飚主持，副校长杨少波、《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和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分别致辞。大会邀请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李谷成教授做主旨演讲。
  本届论坛收到征文186篇。经匿名评审，确定60篇参会论文、30篇会议交流论文和10篇优秀论文。来自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五个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一）反贫困与农民收入
  贫困识别及治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张天祐等通过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发现只有标准化考核和目标责任管理，才能让“精准扶贫”成为高效公平的社会救助机制。王全忠等使用安徽Y县280个村级样本数据，发现贫困村认定政策和产业帮扶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
  而致贫因子十分复杂。王小华等考察了城乡金融资本集聚的内在机制及其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城乡金融资本差距已较为严重，与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应引导金融资本从城市向乡村集聚。温涛等考察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的多维减贫效应，发现正规借贷能够有效减缓多维贫困，但非正规借贷会导致多维贫困，要谨防高利贷致贫返贫。李志平等发现财政补贴可以通过生计策略渠道显著提高贫困户的生计抗逆性。方师乐等则发现新农合政策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精英俘获”和“逆向选择”现象，但总体扶贫效应显著，能够显著防范大病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冲击。
  （二）农业与农村发展
  劳动力老龄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刘进等利用CHARLS数据，发现新农保对农业劳动供给具有正效应，可以使农民“老有所养”和“有所作为”。叶俊焘等发现隔离性居住形态存在空间误配机制的负效应和邻里机制的正效应，两者共同决定了移民的职业表现。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重要保障。杜丽永等识别出人情文化的教育挤出效应，发现村庄收入差距与挤出效应正相关。张同龙等检验了贝克尔的权衡取舍假说，发现家庭规模会对孩子受教育年限、出生顺序和女孩产生负影响，证明了农村生育确实存在数量和质量的权衡。
  丁存振等估计了交易特性对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及收入效应，认为紧密型组织优于松散型组织，纵向协作优于横向合作。“一带一路”为农业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了契机。龚斌磊证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正向溢出效应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科技援助、基础设施援建和双边贸易等是促进双方互利共赢的重要手段。
  （三）农业要素及其配置
  乡村振兴战略要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周晶等探讨了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的门槛条件，认为规模经济门槛和机会成本门槛概念需要得到扩展。邓宏图等认为农业技术选择要受经营主体要素禀赋和结构的影响，其会改变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和持有者之间的缔约结构，并触发组织结构创新。冷博峰等考察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的影响。郭昕竺等对上海蔬菜价格保险政策进行评估，发现其达到了平抑菜价、稳定市场的目的，并对标的外蔬菜品种价格产生了溢出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秦小迪应用连续型DID方法研究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贫困影响的净效应。青平等关注营销情境下食品安全消费者心理契约，强调应针对消费者心理契约结构的多元特征分类施策，避免消费者情绪恶化成为网络负面口碑。
  （四）农地与农业经营制度
  康姣姣等构建了一个劳动和土地双重约束的最优投入模型，发现农业补贴会对农地流转产生溢出和拥挤效应。张露等从土地流转面积、劳动力流动规模和专业化分工三个维度评估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发现确权政策对三个维度均产生抑制作用，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由产权界定为中心转向以产权实施为中心。段培等通过“产权结构认知—产权效应认知—生产服务外包—土地规模经济”的分析框架，发现产权结构认知会对农户生产服务外包意愿和行为产生正影响。
  鉴于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罗必良等阐述了大饥荒经历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偏好，认为饥饿记忆是决定农民制度信念并选择该制度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当前要对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问题持谨慎和耐心的态度。而土地财政问题也一直受到关注。姚志等基于Solow模型发现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地方经济要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制度改善和资源节约的轨道上来。
  （五）农业资源与环境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兼顾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两大目标。杨骞等通过对农业绿色TFP进行核算，发现绿色TFP呈东高、中西低的分布格局，前沿技术进步和碳排放生产率增长是其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刘华军等运用GB US SBM模型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发现生态效率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整体仍然偏低，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葛静芳等探讨了企业通过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应对环境规制的理论机理，提出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抑制→促进→抑制”的“倒N型”门槛效应假说。范丹等构建了一个基于种养结合粪肥处理的一般市场均衡模型，发现独立于种养的第三方处理模式在市场调解下可以有效促进“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何可等关注于碳交易政策在不同试点省份对农业低碳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碳交易政策在北京、湖北存在显著红利效应，但在其他试点省份并不显著。易岚等分析了禽流感疫情、网络舆情与肉鸡市场价格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坛闭幕式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唐寿宁教授主持。分会场主持人分别汇报了各专题的研讨成果。论坛组委会决定，2020年第四届论坛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