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开幕式由《经济研究》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专家学者就收入分配领域的热点、难点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社长在致辞中强调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学者投身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学术研究中，为政府的决策建言献策。《经济学动态》常务副主编胡家勇研究员在致辞时也指出了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并希望广大同行围绕现实重大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随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收入分配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群力教授发布了该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调查报告》，该报告基于杨灿明教授团队开展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展开研究。此项抽样调查对全国30个省2017年的居民收入与财富开展问卷调查，得到有效样本9799户，其中城镇样本5998户，农村样本3801户。研讨会上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全国人均年收入中位数为25500元，城镇为34333元，农村为15915元。居民收入五等分的统计结果表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6178元，其收入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仅为4%；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105890元，其收入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则达到了51%；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97，较2016年的0489提高了0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净财富中位数为196万元，其中城镇为301万元，农村为91万元，城乡人均净财富比为33倍。家庭净财富构成统计分析表明，目前中国家庭财富中，房产净值占绝大部分，占比在70%左右。财富构成对财富差距贡献的分解结果发现，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城镇或农村，房产净值对居民财富差距的贡献最大；家庭财富差距的城乡分解和地区分解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财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内部和地区内部，它们对财富差距的贡献均超过了80%。
研讨会主题演讲环节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教授主持。诺丁汉大学宋丽娜教授发表了主题为“资本的流动性与社会福利”的学术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的积累，需要关注资金流动带来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以“分配结果平等逐步改进，机会不均仍然严重——分配体制改革四十年总结”为主题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分配的结果平等在逐步改进，但机会不均等仍然很严重，并且强调要改进收入分配的“葫芦形”格局，缩小城乡、地区差别和总体差别，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就“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利益关系与收入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大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陈诗一教授以“中国劳动份额下降研究”为主题报告，认为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劳动份额下降是诱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杨新铭研究员作了主题为“收入分配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学术报告，指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并实行降税。
下午在四个分会场进行的平行论坛，共32篇入选会议的论文作者围绕四个主题报告了最新研究成果，并与参会同行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 财政、货币政策与收入分配
西南财经大学叶菁菁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综合考察税收减免带来的静态和动态双重效应，发现若仅考虑静态效果，中国2011年和2018年两次个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然而，在考虑减税激励后，税收减免带来劳动供给的增加，随之带来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在实现了效率的同时提升了收入公平。东北师范大学刘海波构建包含异质性DSGE模型，研究了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工具冲击，对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缪言将异质性家庭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通过模拟分析得到了财政收入政策负向冲击和财政支出政策正向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特别分析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两类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以及就业意向的动态影响，以及由此引致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克中利用“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的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策略，验证了“强征管-降税率”的逻辑，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提升了税务机关对涉税信息的获取与监管能力，显著降低了企业逃税，并且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信息监管技术是通过提升涉税信息获取与监管能力起作用。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田彬彬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考察了税收任务、税收征管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
武汉大学邹甘娜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下的两国DSGE模型，探讨了国外（美国）在“贸易保护”下和本国（中国）在“贸易开放”下的两种区制变化如何对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山东财经大学肖祖沔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揭示了货币政策冲击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传导渠道与作用机制，发现在短期内由于多种作用机制的相互制约，利率正向波动冲击会造成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小幅度上下波动；在长期中，利率正向波动冲击会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新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在过去20年的养老金政策改革中公共养老金在老年家庭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公共养老金对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武汉大学杨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通过相对剥夺指数测度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清华大学邓晓羽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两个途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减小不确定性感受着手，阐述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鲁元平基于CGSS数据，研究了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发现中国不完善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提高了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水平，从主观方面验证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詹新宇从财政激励的新视角，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的影响。
二、 反腐败与收入分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孙群力通过构建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区1995—2015年的政府清廉指数，发现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教育、公务员工资、执法力度、对外开放和公务员中女性占比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腐败水平，提高了政府廉洁程度，但政府规模和公共投资规模使清廉程度有所降低。华中科技大学左月华以腐败消费典型中介商品的消费变化来甄别因腐败消费而产生的隐形交易成本，在消费终端的企业层面测度出反腐新政对于隐形交易成本的中长期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璇利用反腐败作为外生冲击，使用2009—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在规避内生性问题之后，系统性地研究了反腐政策对企业避税行为造成的影响，发现反腐政策作为外部约束能有效地规范企业的行为，从而显著地减少了企业避税。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反腐败之后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得到提升，该影响在会计质量和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更为明显。反腐政策可以通过强化高管激励机制，最终减少企业避税行为。中山大学吴鹏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转化率三个层面研究发现：创新转化率与创新保护水平、总体技术进步及市场化程度相关；提高创新转化率促使创新产出增加，创新价值下降；短期内因创新保护水平、总体技术进步及市场化程度造成创新转化率处于低水平状态，导致创新转化率对收入不平等及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被扭曲；而长期内创新转化率提高将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三、 收入不平等及其测度
江西财经大学谭诗羽利用上市公司成本加成对各行业竞争程度进行刻画，匹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劳动者收入和特征数据，验证了市场竞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竞争结构会影响劳动者收入分配，强化市场竞争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浙江工商大学韦宏耀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分析了中国家庭遗产继承的分布特征及其对家庭财富差距的总体影响，发现中国获得遗产的家庭比例约为184%，但遗产价值只占家庭财富净值的01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三攀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金融扶贫政策对金融资源获取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发现金融扶贫政策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获得金融贷款的期望概率，但这种提升效应依赖于家庭的资产规模和不同贷款合约的利差条件。
天津理工大学任国强通过建立相对抱怨指标，并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发现，性别、年龄、民族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以及就业特征、区域特征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都是影响个体相对抱怨的重要因素。北京工业大学艾小青在洛伦茨曲线族上定义伪距离，构造商（距离）空间，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当两条洛伦茨曲线相交时，采用不同的不平等指数度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武汉大学卢盛峰基于夜间灯光影像数据，定量测度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成因，发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但是不平衡状况年度间呈现不断减弱趋势。
湖南大学刘波按照“环境—能力—收入”的逻辑，以能力为中介，提出一种测度机会不平等的新思路，并构建收入联立方程分析发现户口、性别、家庭环境、地区、民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依次为1819%、1592%、747%、526%、218%，机会不平等指数为4903%；在效应分解中，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外生条件以能力为中介形成的机会不平等更为突出。西北大学袁博从消费需求角度出发，将阶层消费异质性引入中间品创新型内生增长模型，揭示居民收入差距通过社会整体消费影响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发现由于不同阶层的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将提高社会财富在城镇部门及富裕阶层的集中程度，进而削弱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社会整体消费，制约技术创新。
四、 劳动收入份额、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
厦门大学柏培文通过分析1998—2012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在制造企业层面，中国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仅占企业整体收入的20%—30%，远远低于学者们从宏观上测算的40%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这一现状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如何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劳动要素应有的地位。中央民族大学姜伟以民营企业要素投入行为作为切入点，探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通过影响企业要素投入行为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而分析工资水平与资本劳动比两个影响机制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程度。天津大学买买提依明·祖农通过古诺模型建模和理论推导，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角度出发系统性地分析股东、职工、政府及债权人收入分配比例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在各方收入分配比例关系上的具体约束作用，并以2000—2011年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各方和总体角度出发对所有权性质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具体差异来源进行实证检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玉雯利用连续变量的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因果影响，发现父亲收入对处于职业早期的子代收入具有显著影响，随着父亲收入水平的提高，子代收入分布的均值也在提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颖将个体的先天禀赋与后天资源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促进义务教育普及的政策是否改变了个体先天禀赋的累积劣势，研究发现后天资源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禀赋较高个体的累积劣势，同时禀赋高低个体的相对差距在扩大。
辽宁大学赵桂芝依据财政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机理与路径，采用广义熵计量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财税调节绩效进行多视角定量测度和比较，发现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调节绩效为正效应，其中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比税收制度调节效果更为明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文健运用在工资内生的环境下分析最优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动态框架，发现稳态下资本所得税的作用是通过调整资本积累，缩小相对工资差距，改善收入再分配，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本次学术研讨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推进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相关理论、指标测算、体制机制、改革模式、政策建议与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提升了与会学者对中国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的认识，也为中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