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学科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及分析框架，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了“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论坛”。本论坛旨在为中国区域经济学领域的优秀成果与前沿研究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分享平台。2019年3月23日，首届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该论坛既汇集了中国高校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也吸引了诸多崭露头角的杰出中青年学者，来自著名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教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白聚山教授，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分别就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空间经济学、面板结构变化模型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前瞻趋势等内容发表精彩的主旨演讲。
高培勇教授的主旨演讲题目为《正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他对新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进行了深度剖析，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新变化，应该摆脱思维惯性，开始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与分析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他指出当前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今年财政政策围绕财政赤字、减税降费、政府投资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他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都应该换一个背景来定位，那就是高质量发展，换一种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文件的科学分析与预判，高培勇教授提出未来应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有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相结合，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杨开忠教授主旨演讲题目为《迈向新空间经济学》。他提出了中国新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新空间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方式下空间经济应遵循不同逻辑，需要不同的理论解释。与传统空间经济学不同，新空间经济学认为，地方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地方品质高低决定人才区位，进而决定创新、产业和地方繁荣。为了在全球竞争中集聚人才，实现区域繁荣，必须把不断提升地方品质作为关键。地方品质驱动型经济集聚与发展是新空间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框架。新空间经济学强调地方品质驱动的人才、创新、产业、人口集聚与发展。因而具有与地理学、人力资本与新增长理论、创新系统理论、城乡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巨大潜力，应用前景广阔。
白聚山教授的主旨演讲题目为《高维因素模型和结构性变化》，重点关注高维度因素模型框架下，如何识别结构转换的问题。他指出相比较于空间计量学用空间加权矩阵衡量截面相关性，高维度因子模型更具有优势。高维度因子模型中的因子载荷向量虽然是不可观测的，但是它可以由来识别模型中的结构转换。他提出了基于最小方差进行结构转换效应识别与统计推断的方法。这一方法既能识别较大的结构突变点，又能识别那些很难识别的、微小的结构突变点。进一步地，白聚山教授指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在因子载荷矩阵向量估计方面，可以用主成分的估计方法，也可以用Lasso、机器学习等估计方法。面板的截面相关性研究中也可以用Lasso和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截面相关的类型与特征。它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
刘秉镰教授的主旨演讲题目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他指出了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趋势：区域经济微观基础从供给端的生产转为需求端的消费与供给端的创新相结合，区域市场结构从不完全竞争的局域型市场向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相结合的平台型市场转变，区域增长方式从单一聚集为主向多元聚集-分散相结合为主，区域空间形态从线下实体空间向线上虚拟线下实体二元空间转变，区域关系从竞争向协调发展转变，区域经济的实证方向从有限样本的因果分析转向全样本的大数据分析，区域政策的走向将向设计、评估、实施的全链条发展。
在分论坛环节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政策理论与实践、区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产业集群、区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以及城市群与新型城镇化等7大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一、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选择。皮亚彬建立了一个包含地区间效率差异、财税政策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空间均衡模型，研究了区位导向政策和空间中性政策的效果及二者的交互作用。他认为中国实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效率的政策，应相机决策，根据地区发展的具体情形选择差别化的政策组合。郭荣星运用引力模型对2000年与2010年中国省际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他发现代表交易成本的距离变量对省际贸易的负面影响趋于增加，地理上毗邻省份双边贸易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而省际文化相似性指数也是影响中国省际贸易的重要因素。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范建勇等利用最新的城市生活质量与商业环境指数的计算方法，研究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机制。他们发现，人口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城市工作的表现形式是忍受沿海城市的低下生活质量、赚取工资收入，通过寄回工资收入和购房等途径改善流出地城市基础教育的有效供给与城乡间分布，实现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兼容，这一过程实现了中国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是现阶段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特征。
区域基础设施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张学良等根据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样本，对2000—2010年间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效果进行了检验。他们指出高速公路连接对沿线外围区域有着显著的中心-外围效应，加速了沿线劳动力向中心城市的转移，降低了沿线外围区域的总常住人口水平。总体而言，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在不牺牲沿线外围区域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了沿线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的协调发展。刘安国等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新经济地理的税收竞争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典型形态与福利效应。他们认为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和优化中国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税收结构，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质量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刘修岩等分析了住房供给约束推高房价，从而挤出创新活动，导致创新产业在未达到成熟之前过早分散化的理论机制，并指出中国住房供给约束通过推高房价挤出了城市创新活动，中国应该实施差异化住宅用地供给政策，促进城市创新。张晓奇等提出了非参数识别社会网络隐含特征的方法，这一方法适用于区域间、城市间、企业与居民等个体间的流数据（flow data）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梁若冰利用福建省企业增值税发票数据构建了产业链关联变量，测算了区域与行业生产网络的网络特征，考察了高速公路兴建对企业间产业分工与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效应。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客观上取决于区域消费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升级。梁琦等考察了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对最终消费率的联合影响特征。他们指出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率产生抑制作用，且当产业结构跨越门槛值后，其对最终消费率的抑制作用有所下降，这一特征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张志强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框架，研究了企业产品相关性、中间品进口复杂度与区域产品供给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他指出区域产品相关性，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同时缩小了企业生产的产品与前沿技术产品之间的质量阶梯。
三、区域政策理论与实践
对产业政策、区位导向型政策、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政策、扶贫政策等区域政策的评价是区域经济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赵婷和陈钊通过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发现：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更容易促进产业的发展，培育出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但这种现象仅存在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则没有体现。产业政策效果在区域间的这种差异源于地区间制度环境的不同，只有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效率较高的条件下，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才能促进产业发展。
开发区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董雪兵和池若楠的研究表明，开发区政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企业的相对竞争价格—改变企业的空间分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实现的。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梁平汉和邹伟以机场属地化改革为研究对象，采用倍差法，从运营质量的角度探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分权治理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场移交地方后货运业务量出现了显著增加，交通基础设施的分权化治理可以改善基础设施运营效率，从而更好地适应区域自身情况，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厘清环保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有助于环保政策效率的提升与质量的改善。陈开洋和王之以各个城市分批次公开PM2.5监测数据这一环保政策的实施作为自然试验，基于企业与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检验了环保政策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该研究发现新环境信息公开的地区相比于未公开的地区，其污染企业周边的土地价格持续下降，环境信息公开降低了公众对污染企业周边的土地需求。荣健欣和毛艳华使用包含跨境污染、中间品贸易和跨境要素持有的贸易模型，刻画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探讨了包含单边环境税、跨境环境治理补贴等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赵蔡晶等从水电扶贫的角度，基于贵州县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了我国水电站建设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水电站建设通过增加农业产值，进而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可以显著抑制贫困率，水电扶贫对贫困县的作用更为显著。
四、区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孙久文等采用三重差分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异。该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于国有企业申请专利数量的提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而且该效果主要发生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等技术创新领域。孙雅慧和罗守贵将竞争性创新激励政策划分为直接政策和间接政策两类，从筹备申请期、政策生效期两个阶段探究了竞争性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补贴政策为代表的直接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实质性创新，而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为代表的间接政策却有可能导致策略性创新，但在国际合作存在的情况下，间接政策也能够推动实质性创新。
城市之间的网络化连接会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周玉龙和杨继东基于城市网络和知识溢出理论，利用中国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估计了高铁构建的城市网络，经由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城市创新能力，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创新产出受到更显著的影响；高铁带来的知识溢出扩散效应强于回流效应，使得外围城市的创新能力提高快于中心城市。在当前转换经济动能、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影响创新至关重要。逯进和王晓飞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低碳试点政策的实行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增加政府科技投入、转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对创新产生了正向影响，与此同时低碳政策通过抑制外资投入对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五、区域产业集聚
中国的产业空间聚集并非完全基于市场机制自然演化，以开发区为代表的政府产业政策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孟美侠等测度了中国细分行业层面的产业空间集聚模式与程度，并实证分析了开发区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显著抑制了产业空间集聚，使得开发区目标行业的整体空间分布形态呈现出分散化。进入信息时代，产业区位的“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逐步转向“信息指向”，信息化逐渐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胡伟在“中心-外围”模型框架下建立一个三部门、两要素的空间DS模型，分析由信息活动所引起的经济空间布局变化，就信息部门份额与信息边际投入变动对制造业外迁与回流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表明信息化推进正加速改变区位理论中过于依赖运输成本或劳动力成本的区位指向。孙晓华等将市场化改革因素纳入到异质性企业选择和集聚模型之中，讨论不同市场化条件下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实证研究得出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改革相对彻底地区的工业企业的集聚效应更明显，其中低效率企业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更多。
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是化解产能过剩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柳明等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视角，探讨了产业集聚外部性对于企业僵尸化的影响理论机制，并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僵尸化和城市僵尸企业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强化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合作，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进而抑制了企业的僵尸化；另一方面，产业集聚通过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降低了城市僵尸企业比例。孙博文等将环保部清洁生产目录的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事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僵尸企业形成机制和产业集聚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利润因子、补贴因子以及负债因子等中间机制影响僵尸企业形成，降低了僵尸企业数量比例，但在企业异质性特征下却提高了僵尸企业资产的比重。
六、区际贸易理论与实践
中国对外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表征本土化生产体系的产业集群能否成为稳定出口增长和优化贸易结构的有效工具亟待研究。刘玉海和廖赛男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了产业集群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主要通过国内中间投入品占比、成本加成和研发创新三个渠道来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高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大于低生产率企业。
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下，厘清贸易冲击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芳等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贸易冲击对中国城市化的作用，研究发现贸易冲击通过降低城市居民工资水平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降低了城市化的增速。新形势下，出口质量提升和外贸模式转型是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余泳泽等考察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特征与“层层加码”现象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地方政府采用“留有余地”的适宜性目标时，更有利于促进本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经济增长目标制定中“层层加码”不利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加码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越低。郭琪等基于认知距离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区域溢出效应对企业产品扩展边际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出口溢出效应中企业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所起的异质性作用。研究表明，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中，区域同产品出口集聚和相关产品出口集聚均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不相关产品出口集聚表现为挤出效应。
七、城市群与新型城镇化
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既是未来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也是建立区域协调新机制的重点。杨孟禹等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从空间溢出的时空演化角度考察了城市群发展对区域协调的影响。研究表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对区域协调的影响不同；Ⅰ、Ⅱ阶段城市群发展会拉大群内区域差距，但能促进群内中心城市与沿海城市协调，Ⅱ阶段城市群发展能缓解群内区域差距扩大，而Ⅲ阶段城市群发展则能促进群内区域协调。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存在城市规模分布扁平化现象，卢天一和赵伟基于NEG框架对此现象给出了理论解释。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规模趋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会因城市的地理因素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最优规模，但由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相对于服务而言处于较低需求层级的制造业规模占比下降，这稀释了城市规模趋异力量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的权重，从而导致城市规模产生趋同现象。该研究还检验了中心城市人口疏散政策的影响。最优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领域长期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孙三百运用多维指标测算居民福利，以检验城市人口规模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居民福利呈现倒U型关系，进而在多维指标下证实了经典最优城市人口规模理论。然而，城市最优人口规模并非唯一，对于同一城市不同个体和不同城市而言，最优城市人口规模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移。
房价作为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资源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配置，进而作用于城镇化的进程。王丽莉构建了包含异质性劳动力区位选择与内生性房价的空间均衡模型，将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分解为生产率、生活舒适度与住房供给弹性。研究发现，各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由自然地理约束与土地利用管制政策共同决定，中国东部大城市住房成本的高涨阻碍劳动力流入，加剧了劳动力的空间错配。武岩等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房价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八、 结语与展望
本次论坛共收到投稿150余篇，依据《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论坛章程》与《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论坛论文评审流程与规则》，经过初筛与匿名评审，35篇论文入选宣讲环节，并最终评选优秀论文进入《经济研究》匿名评审环节。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讨与交流。此次论坛的召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提升区域经济学研究质量、挖掘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的作用。展望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论坛这一学术交流平台将集聚更多的国内外优秀学者，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