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7—18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以“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为主题，来自国内外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0余位学者以及《学术月刊》《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经研究》等多家杂志社的编辑齐聚一堂，聚焦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11月17日上午，“第二届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论坛”正式召开。论坛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郑春荣教授主持。开幕式上，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姚玲珍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社长、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龙炳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教授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大会主旨演讲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杨翠迎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作了题为《从税务部门征收的冲击看养老保险强化“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的紧迫性》的演讲。他对企业和个人缴费意愿低下及养老保险减收的深层制度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提高制度参与度和遵缴率方面，内在激励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现有背景下扩大个人账户、强化精算中性因素是全面提升社会保障制度质量的唯一出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左学金教授以《我国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去身份化》为题，从空间维度和身份维度两方面分析了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分割，阐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对社会保障基金池管理、地区基金差异以及农民工养老、劳动力流动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提出基础社会保障“去身份化”的迫切要求。

   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赵建国教授演讲题目为《政府注意力配置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他以政府工作报告为载体，详细探讨了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注意力配置分化和整合的历史，发现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相对注意力强度正从较低转向较高水平，但在不同项目的注意力配置上存在差异，提出政府应保持对社保事业的高度注意力。

   复旦大学封进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征缴体制改革与社保缴费减负》。通过针对2000年社保征收改革与参保、遵缴及企业劳动力需求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当前社保征收体制改革背景下降低缴费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她指出，当前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存在较大差异，做实缴费基数的同时应适当降低费率，并且通过国有企业红利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可进一步为降低费率拓展空间。

   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以《总书记民生思想和新时代民生问题》为题，从就业、收入与社会保障三方面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思想，阐释了总书记民生思想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及生态等领域的具体体现。他强调在新时代新常态下，就业问题仍是民生问题的“钥匙”，同时需要全面加固社会保障“安全线”，并始终以习近平民生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民生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

大会主题演讲之后是分论坛演讲与讨论。本届论坛共设立了12个分论坛，以下分五个方面分别进行综述。

   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钟玉英和孔玲玲基于CLHLS2014年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孝老行为对老人健康的影响机制，发现子女的孝老行为，如情感支持、照料支持和经济支持以及客观健康对于老人的主观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孝老行为对客观健康有负向影响。李红艳基于CGSS数据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自评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社会交往和社会保险在不同程度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何庆红和赵绍阳通过实证分析我国退休行为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结果发现退休显著增加了男性看门诊的概率和看门诊的次数，而女性退休后对门诊和住院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并且发现这与退休前后的健康偏好的变化有关：男性退休后健康偏好明显增强，而女性则没有明显变化。陈华等发现，参加新农保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视力水平和部分慢性病的恢复情况，降低了老年人IADL受损和患抑郁的概率，但也降低了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因此“新农保”对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影响方向并不统一。李琴和赵锐采用2011、2013和2015年的CHARLS数据，分析发现丧偶冲击会增加中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需要帮助和精神抑郁的概率，但是这种影响先上升后下。此外，丧偶冲击还会带来中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持续恶化。

   在老年健康以外的其他人群的健康和医疗保障问题上，彭树宏和李春根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研究表明，上大学能显著提高男女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大学教育会通过健康行为、认知能力和收入三种渠道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其中收入效应发挥主导。程名望和张家平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健康观念、提升人力资本和拓展社会资本等途径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而且这种影响在个体特征和区域差异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于新亮等选用2005—2016年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数据，研究发现承办大病保险总体上显著降低了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而且对于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优于财产保险公司，对于国有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优于非国有制保险公司。

   二、 老年保障

   （一）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面临的重要挑战。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预期寿命延长、低生育率等问题造成的。在预期寿命延长方面，汪伟和咸金坤通过一个带有教育决策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发现，在市场教育体制下寿命延长对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而在公共教育体制下寿命的延长会促进经济增长。汪伟和刘玉飞的研究则考虑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老龄化因素，发现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资率、降低农村的储蓄率，但提高城市的储蓄率，因此尽管总体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率，但由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迁移率下降，老龄化会弱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冯剑锋和岳经纶发现劳动力人口的空间转移使得人口老龄化存在区域收敛，而劳动生产率存在区域发散。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张翔等从代内角度构建了长寿风险分担模型，提出了长寿风险分担差值与长寿风险分担系数两个新的测度指标，发现养老金领取年龄与风险分担系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并且最优养老金领取年龄随着预期寿命延长而增加。池振合和Richard Freeman则着重探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收入的问题，他们认为养老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老龄化、养老金基金结余与养老金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

   人口老龄化另一重要的驱动因素来自生育率变动。封进和艾静怡的研究发现，将父代到达退休年龄之后与之前相比，女性生育率有显著提高，而对男性则没有明显影响。由于部分女性会根据父代退休时间规划自己的生育时间，家庭代际时间转移可缓解已婚女性在生育和工作上的两难境地。杨华磊探究了不同的代际赡养模式下生育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指出若要促使生育在长期改善老年人福利，避免代际赡养模式影响总产出和人均产出，那么应该对当前的待遇确定型赡养模式加以调整。改善当前老年人的福利不能过多依赖全面二孩政策，应着眼于提高社会生产率水平。肖彩波的研究也发现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将导致未来人口质量的相对下降，与人口出生量增加相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养老金水平的提高，是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关键。

   （二）养老金和养老服务

   养老保险是我国最大的单项社会保障计划。秦雪征和耿峰同时考虑了公共养老支出与社会养老保险对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我国公共养老支出的相对占比增加将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而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政策则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张熠等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表明，中国快速的人力资本进步可以补偿少子化的冲击，现收现付制具有社会可持续性。中国经济沿着人口“数量—质量”的前沿边界运动，完全可以解释当前养老金体系存在的各种典型事实以及中国养老金改革路径选择。金博轶和汪伟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世代交叠模型测算了我国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最优缴费率，在不同的退休年龄方案下，统筹账户的最优费率变动区间低于现行标准，因此适当降低统筹账户的缴费率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当退休年龄被延迟后，延迟退休导致社会储蓄对私人储蓄的替代，家庭生育会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

近年来城乡居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健康、居住模式等都是影响养老服务的重要因素。朱善文等的报告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发现，转移到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将显著影响父母福祉，农村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将增加其正向主观幸福感，与儿子共同居住将显著增加父母的主观幸福感，家庭支持政策有助于改善中国老年人的幸福感。余央央和陈杰研究发现，年纪较轻的农村老年人，相比于亲子居住，夫妻空巢独居更有利于认知健康指标的改善，因此青年人应选取合理的迁移模式来平衡老人照料责任和个人就业的矛盾冲突。龚秀全和周玉婷使用2002—2014年的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机构养老，独居、与配偶住、与子女住老人所支付的直接成本、总成本、死亡质量都没有显著差异，但临终老人照料成本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死亡质量，特别是对独居、与子女住老人。宗庆庆等通过对一项大样本的针对慢阻肺患者的随机干预实验发现，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改善带来老年照料利用概率大幅减少，并且这种减少主要发生在社会照料需求而非家庭照料需求方面。王静曦和周磊等通过对15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筹集与待遇支付政策的梳理与比较，重点探讨了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渠道、参保范围、筹资标准、支付条件以及支付水平等问题。

   （三）退休行为和退休年龄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的退休行为以及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备受关注。曹湛和唐逸州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和CHARLS数据，分析了退休年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理论上证明退休年龄和消费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于新亮等的研究通过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发现，不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对员工退休意愿具有异质性作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使员工产生了提前退休意愿，而参加企业年金则产生了延迟退休意愿。徐静和王新梅使用隐性税的传统概念分析了养老金对中国私营部门员工退休的刺激作用，DB型现收现付制不鼓励人们更多地工作，而DC型现收现付制则以牺牲财务可持续性为代价提供了更大的激励，如果要兼顾激励和财务可持续性，则需要DC计划中的年金与退休员工死亡率挂钩。阳义南使用潜分类模型对被访者进行识别并分析认为，被访者的退休取向具有异质性，可分为非延迟退休、延迟退休两种类型。针对观测值个体的贝叶斯后验概率结果表明，非延迟退休意愿的比重远远超过延迟退休的意愿。

   邱牧远等研究认为延迟退休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在长期内对于解决养老金危机具有超调作用，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对人力资本存量和养老基金平衡产生负面冲击，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能够有效减弱这一负面冲击。范勇和汪伟从未来人口结构和经济稳定发展的视角，分析了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决定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表明，由于年轻人口数下降和老年人口数上升，要维持我国7%的实际GDP增长率水平不变，需要采取渐进性过程将现在的实际退休年龄延迟约5岁。郭凯明等通过实证研究和融合了中国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家庭隔代抚养提高了家庭生育率、降低了女性劳动供给，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时间成本。延迟退休提高了生育时间成本和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耿志祥等采用具有内生生育动态模型研究表明，推迟退休年龄可能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即减少储蓄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一）社会救助、不平等与社会流动

   社会救助是最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李华和高健利用CHARLS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604%的“因病致贫”率，大病保险治理“因病致贫”效果存在着明显差异化的因人和因地效果，应该扩大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重大病病种范围，并免费救治或救助重度贫困和严重“因病致贫”群体。贾海彦和王晶晶认为，后2020时期的贫困治理亟需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张明等在总结新时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基础上，基于CGSS2013的数据，发现社会保险能够显著增强农村居民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增进了村民的社会交往意愿及能力。

   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的下降已经成为各国普遍担忧的问题。宁磊和纪园园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利用城市层面的微观调查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城市的养老金覆盖率确实对收入差距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相比2005年养老金改革之前，改革后城市养老金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再显著。此外，相对于欠发达和中等发达城市，养老金覆盖率对发达城市的调节效用更强。章韬和潘艳的研究在世代交叠模型框架下通过引入城市实物资产投资回报率得到个体迁移决策方程以及个体工资与儿童时期城市特征的关系，并利用数据实证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有能力在较大的城市定居，而出生在大城市个体更易获得代际教育、财富流动性溢价，对个人当期收入存在正向影响。汪伟和徐乐在生育政策放松的背景下，使用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生育率的提高所引致的规模效应将进一步扩大家庭内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从而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因此，政府应密切关注孩童抚养对我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

   （二）工资、就业与失业保险

   张琼和曹晖利用全国税收调查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在最低工资增加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过程中，残疾人员是承受不利冲击最大的人群。残疾员工较多的企业工资总额增加比例也相对更大。赵建国与周德水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大学生就业者人力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效应则呈倒U型，对不同学历的毕业生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而且存在区域不平衡性。盖庆恩的研究考虑了劳动力的选择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异后，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在部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对部门而言，建筑业和采矿业所面临的扭曲最高。

   在失业保险研究方面，梁斌和冀慧利用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发现，在待遇水平较低时，失业保险不仅不会阻碍失业者求职努力，反而通过补贴失业者的搜索成本提高其就业努力。随着失业保险标准不断提高，失业保险对求职努力的正效应会逐渐降低，出现道德风险。赵达研究发现在控制当期收入的前提下，失业率每提高1%将导致城镇就业家庭消费下降048%，而在此过程中，失业保险虽然有助于缓解消费下降，但统计上不显著。国有、集体和股份制就业者所受影响也不显著，而个体或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家庭消费下降，并且劳动者配偶劳动供给的概率增加。

   （三）住房保障

   王敏等就住房不平等的阶层效应与幸福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住房对城镇居民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皆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发现，住房不平等的社会效应存在性别异质性，相对于男性来说，住房对女性社会阶层认同及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当前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整体覆盖比例较低，尤其是在对流动人口的供给上。李勇辉和李小琴从流动人口保障性住房供给受限与家庭化迁移趋势凸显的两个特点出发，探究了保障性住房与子女随迁的内在关联。在纠正了内生性偏误后，发现保障性住房可以减少由于子女随迁所导致的退出劳动力和房租增长的负面影响，为家庭化迁移创造有利的居住条件，提高子女随迁的可能性。

   四、 社会保障管理

   （一）社会保障征管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缴费不实、地区间缴费率失衡、农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参保率低等问题引发了普遍关注。杨翠迎和鲁於从财政分权的视角指出，财政分权度会加剧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不实程度，且财政收入分权的影响大于财政支出分权，并且创收压力越大时，财政分权对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不实的影响效应越大。林灵和曾海舰的研究解释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险费率明显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现象，发现地区间人口迁移会引起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外来人口比重变动对地区老年人比重及抚养比具有显著影响，人口结构变动引致的地方财政压力上升会使地方政府提高社会保险费率以及缴费基数。

   王晓洁等通过构建农民参保行为决策偏差的前景理论模型，以青年农民和中老年农民两类群体为考察对象，根据损失厌恶、参照依赖、敏感度递减等心理特性，揭示了农民参保行为偏差的响应机制，认为可以利用“可得性偏差”构建新农保的财政奖励机制，通过提高最低缴费档次突破“锚定效应”等，提升新农保制度的绩效。杜建军等研究了《社会保险法》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通过DID、PSMDID及处理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2008—2016年1321个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指出《社会保险法》实施后民营企业明显增加了投资水平，且对非制造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制造民营企业，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其他地区。

   （二）社会保障项目交互影响

   不同社会保障项目间存在的紧密的交互影响，评估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时需要考虑项目间的相互作用。张川川和黄炜的研究考察了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双重差分法，他们发现开展“新农保”试点导致试点县居民参加“新农合”的概率显著降低，同时个体参加“新农保”也导致其参加“新农合”的概率显著降低。吕学梁和王静静的研究则发现社会保险会对商业保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居民社保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低教育程度群体表现为显著的提高效应，而在低财富水平家庭中则为显著的挤出效应。赖毅等利用全国公立医院财务报表数据，以新农合、新农保合并为研究对象，发现2015年以前自发进行两保合并的地级市在两保合并后相对未合并地区，总诊疗人次会下降2%，医院医疗收入也下降38%，而人均费用没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从医疗费控制和社保管理权角度进行了解释。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上海财经大学“第八届全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这项研究生论坛活动自开办以来，已经成为了国内社会保障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生学术活动之一。在本次论坛举办之际还召开了“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论坛理事会议”，各理事会代表深入讨论了论坛章程、论文评选办法，并确定了明年在江西财经大学举办“第三届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论坛”。为了加强国内一流期刊与青年学者的交流，分享文章写作和投稿方面的经验，论坛还邀请《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学术月刊》《经济学动态》《财经研究》等期刊的编辑与青年学者开展了“作者沙龙论坛”。在主办方精心组织下，各项活动均取得了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