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中国最新劳动经济研究和动态的交流，共同打造中国劳动经济问题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科发展和创新，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第二届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2018）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于2018年10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召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王春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志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罗楚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经济系系主任韩军副教授以及各兄弟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70余人参会。
本届论坛的主论坛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与《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王春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志军教授分别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达对本次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举办的祝愿以及对未来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期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此次论坛的举办得益于《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协力合作，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的外部效应和聚集效应，这不是一个零和竞争，而是一个共赢的格局。劳动经济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进行研究，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相信大家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更好地为学术、为社会服务。《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表示，劳动经济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的问题，劳动经济领域的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尊重人的发展，使人在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里面得到更为全面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刘霞辉研究员也对学者提出两点期望：一是要解放思想，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二是要富有信心，对中国日渐复杂的劳动问题深入研究。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王春超教授鼓励学者将国内传统的理论研究和国外研究融合，并重点介绍了此次论坛的三大特点：一是论题很广，基本涵盖了劳动经济学各项前沿论题，尤其是人的发展是这一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论题；二是投稿论文质量很高，写作范式国内外融合趋势明显；三是交流很深刻，分论坛安排合理，交流时间充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志军教授表示，劳动领域的研究正处于最为活跃、最为丰产的时代，这与劳动领域的特点密切相关，广大学者正当其时，大有作为，并表达了承办下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的强烈意愿。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忠教授分别在主论坛上进行主题演讲，与参会的专家学者交流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与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以“改革开放与时间的经济价值”为题作主题演讲。赖德胜教授首先结合舒尔茨的“人类时间价值提高的经济学”一文，阐释了人类时间价值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断提升的这一观点，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人的时间价值提升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如制度安排调整、劳动者收入提高、工作推迟与工作时间的减少、人类出生率下降等一系列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人类时间价值提高与社会体制改革相互适应的过程，未来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人类时间价值这一线索中寻求答案。在如何提高时间价值方面，赖教授认为激励机制的改革、教育水平与教育收益率的提升、市场半径的扩大、社会流动增强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公平、平衡、充分发展教育，有效配置人力资本，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解决如何保护人类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实现以人为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赵忠教授以“宗教文化与儿童就业”为题作主题演讲。赵教授在人的发展的主题下选取了一个更细分的内容，即儿童的发展。赵教授认为童工问题从学术角度来看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主题。收入、文化、性别等都会成为童工参与率增长的原因，但我们可以通过正规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的制度性因素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宗教文化即为一个重要的非制度性解决方法。当下的宗教文化虽然不如封建社会时期影响范围广，但是它的影响仍然非常大。赵教授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族文化对童工参与率的影响，以及这种效应在城乡、男女、经济状况方面的差异性，发现在我国农村正规制度还没有完全成熟发展的情况下，宗族文化这一非正规制度文化可以替代正规制度，减少童工的发生率，这一作用对于男性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人群的效用更为明显。
除主论坛外，本次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共设六个分论坛，分别为“教育经济”、“劳动力市场”、“人口流动”、“家庭经济”、“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以上六个主题进行研究成果展示，并相互点评研究内容。
一、教育经济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上，来自北京大学的刘霄借助公立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介绍我国高校教师的学缘在空间的分布和流动状况，并探究学缘的空间流动和教师返乡执教的关系，最终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不同地区学术资源差异大的背景下，高校教师空间流动有助于增加回乡执教的概率。北京师范大学的许敏波利用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刻画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发现伴随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教育投入要素不断增加，但是师生比持续下降；师生比的下降通过三个途径影响最终的人力资本产出：学生和教师的努力程度，以及师生比的直接影响；考虑到其他投入要素的增长，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产出是上升的。
在对中学教育的研究上，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筱筱运用2018年云南大理弥渡县四所中学初中生问卷调研数据，探究农村中学生的财经素养与求学意愿，财经素养能够增强学生对教育成本收益的理解，从而增加学生投资教育的积极性。
在教育公共政策的分析方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张翕使用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1999—2000年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的政策与农村地区初中入学率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人口密度对这一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使农村地区初中入学率比城市地区的初中入学率多提升23%；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所带来的入学率提升效果越明显。来自厦门大学的万千使用中国教育跟踪调查数据，探究减负对个体间因家庭教育背景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主要关注课业时间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课业时间会强化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表现的边际影响，减负会降低教育不平等；个体间因父母教育水平差异导致的家庭教育投资差距和认知能力差异是引发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在教育的影响方面，来自北京大学的王任远引入不完全信息下动态博弈模型来研究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收入性别差异的关系。理论研究分析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主观歧视，在受教育程度接近的群体中，男性劳动者的收入会高于女性劳动者，收入差异会随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实证发现与理论分析一致。
二、劳动力市场
在对经济价值的研究上，来自暨南大学的张萃将中国人口普查个体微观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相匹配，量化研究外来人力资本对流入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外来人力资本对流入地企业生产率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外资企业从外来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中受益最为显著，表明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外来人力资本流入产生挤出效应。
在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研究上，来自吉林大学的赵新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评估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扭曲降低了居民的创业概率；从创业类型来看，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机会型创业”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创业群体来看，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倒逼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开展“生存型创业”，但是抑制了城镇居民和高收入居民开展“机会型创业”的积极性；分地区来看，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在促进“生存型创业”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抑制“机会型创业”的开展，内陆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则显著抑制了“机会型创业”的开展。来自南京审计大学的杨飞探究市场化、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影响，结论表明市场化和信息化及其交叉项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和服务业高/中技能劳动比和低/中技能劳动比，即市场化和信息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市场极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效应是高/中技能劳动比提升的主要因素，而低/中技能劳动比上升的主要因素是高技能劳动就业的需求效应。
在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方面，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李莹采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中国机会不平等程度与生成机制进行三重分解，结论表明：在不平等程度方面，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中42.28%的部分源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剩余57.72%的不平等源于个体努力程度的差异、是公平合理的不平等；在环境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结果方面，地区、性别、户籍、年龄对机会不平等的生成中普遍具有较高的贡献程度；从机会不平等的生成渠道分析，发现全样本中间接渠道生成的机会不平等占机会不平等总量的37.11%，教育间接渠道是引致机会不平等间接渠道异质性的主要原因。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曹雅茹采用2009—2015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制造业面板数据，揭示智能化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化程度与我国制造业就业总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智能化程度对就业创造效应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智能化通过促进产品创新和促进技术创新等中间途径实现就业创造效应；智能化促进了制造业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变。来自湘潭大学的周颖采用地级市层面的性别比与房价相关指标数据，探索男女性别比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最终发现我国各地区存在不同程度性别比失衡，男女性别比对我国房价存在显著“U型”影响，性别比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个体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
三、人口流动
在宏观的经济层面，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黄宗晔研究省际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发现，距离、户籍宽松程度和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能够显著的影响迁移成本，在2000—2010年间，迁徙成本的下降改善了中国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为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贡献了7%—8.5%，但是劳动力的流动扩大了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
在对农民工这一类流动人口的研究上，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文乐以两篇文章分别分析了两种因素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首先，文乐运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相匹配的宏观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最终发现房间上涨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农民工需要增加基本消费支出并节省用于发展和享受方便的非基本消费，故而房价上涨增加了农民工家庭消费总支出，并使其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接下来，文乐运用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研究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保险可大幅度减少农民工医疗方面的指出，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最终使农民工人均家庭消费增加约5%—11%。
在与流动人口相关的其他方面，来自北京大学的钟京东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健康知识宣传对流动劳动力工作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知识的获得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而不断减弱；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与实际工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于不同个体特征的流动人口，健康知识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有所不同。来自暨南大学的梁文泉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考察户籍制度对移民汇款的影响，结论表明城市落户难度系数增加1个单位，汇款概率增加8.8个百分点，汇款金额增加75.1%，户籍制度通过增加留守儿童而影响移民汇款，而汇款增加移民家庭的净支出，减少了移民家庭的收入。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朱明宝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人口流动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对该地区相对年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体制外就业和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但对相对年长、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体制内就业和流动人口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四、家庭经济
在对家庭责任问题的研究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何浩然利用我国生育政策的外生变量和政策变化来探究劳动力市场歧视，例如是否存在对于较多家庭责任承担的劳动者的歧视，这种歧视对男性和女性是否为等量的，独生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会受到歧视等，研究发现女性会受到被期望的家庭责任的统计性歧视。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张呈磊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教育背景与子代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关系，发现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早期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的早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是影响其教育获得期望和辍学率的关键因素。
在对婚姻的研究上，来自厦门大学的文强运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研究“门当户对”的婚姻，结果发现婚姻匹配模式对社会结构及其运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门当户对”具有负外部性，但也会带来经济收益。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冯婧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结婚对女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结婚会显著地降低女性的收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结婚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女性收入的降低非常明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结婚对低收入女性收入的降低效应明显，而对中高收入女性收入的降低效应较小。
五、人力资本
在宏观经济层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高人力资本占比与中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推动作用，而低人力资本占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两类人力资本结构每提升1%可以推动人均GDP分别提高1.4%和0.7%，低人力资本占比每增加1%会导致人均GDP约1%的负增长。来自同济大学的程名望采用2001—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劳动力转移视角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效果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另外，互联网通过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劳动力转移渠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果要大于单纯通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劳动力转移方式。
在个体层面，来自南开大学的罗双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有助于个人提升创业成功的信心和希望，增强个人创业动机；非认知能力主要通过创业回报进一步影响个人创业选择，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个人应对创业活动中的各种挑战，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回报，提高了个人创业意愿；认知能力对风险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有助于个人创业风险投资。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晏国耀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户主文化资本对家庭教育消费的影响，在实证层面上验证文化资本、阶层认同、家庭教育消费间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户主文化层次较高的家庭，其教育消费水平往往更高；随着户主的主观社会阶层提升，家庭教育支出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在纠正其内生性偏误之后，其作用效果与显著性都得到增强；受内在作用机制与外在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家庭户主的阶层认同本身也受到其文化资本的正向影响；户主的文化资本通过影响阶层认同进一步影响了其家庭教育开支，并且阶层认同在户主文化资本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过程之中发挥了14.29%的中介作用。
六、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险的研究方面，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孙守纪使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以失业保险为例，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揭示了城镇职工和迁移工人对失业保险的不同反应。对于城镇职工而言，参加失业保险提高其就业率，存在较强的参保再就业效应，随着净资产的提高该效应逐步弱化。对于迁移工人而言，参加失业保险降低其就业率，存在较为明显的道德风险效应，随着净资产的提高道德风险效应逐步弱化。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迁移工人，提高失业保险金并没有降低其就业率。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张川川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指出社会保障体系各项目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并基于家庭调查数据，使用DID方法实证检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
对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韩家彬基于2011年、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农地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农户，保障了农户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事后收益，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增加农户土地经营收益，并促进农地资源的充分利用；确权有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增加耕地转出农户土地租金收入，并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确权有助于农地的集中规模经营，增加耕地转入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收入。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章潇萌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研发部门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来考察，在创新驱动增长模式下，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延迟退休主要通过需求侧的研发部门融资约束效应，供给侧的青年时期劳动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取决于上述三种效应的大小对比。在特定参数环境下，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Ｕ型、单调递增或递减关系。
本次论坛聚集了许多劳动经济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和青年学者，是学术界进行思想交流取长补短的重要平台。论坛举办期间，与会学者积极参与展示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并就各项成果展开热烈的点评与讨论，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研究与学科的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