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中“气候变化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资助。2018年9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城市与环境研究》编辑部主办，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环境经济研究》编辑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湖北碳排放交易中心共同承办的第二届气候变化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主持开幕式，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致开幕词，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IPCC第一工作组主席翟盘茂、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办公室主任周倩、中国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副院长王志强、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博峰、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等专家做大会主旨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江苏大学、新疆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二百余位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研讨会以“主旨演讲”、“大会发言”、“圆桌论坛”、“平行论坛”、“期刊沙龙”和“专题研讨”等形式展开学术交流。与会者围绕“气候变化科学事实与可持续发展”、“气候政策及其协同效应”、“碳排放达峰与减排路径”、“碳排放转移和减排责任分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角色”等前沿问题开展了交流讨论，并针对“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材体系”进行专题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气候变化科学事实与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其成因复杂、波及范围广、影响不可逆等特征决定了气候变化是一个多学科交融的问题。武汉大学副书记沈壮海强调，气候变化既是科学问题、环境问题，也是备受关注的重大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需要经济学理论和技术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通过援引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分析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据此得出气候变暖的科学事实毋庸置疑的结论。秦大河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是影响地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地球已进入“人类世”。尽管近年来全球持续升温、2017年全球碳排放反弹等问题，使得应对气候变化道阻且长。未来应重视发展“大地理科学”，加强风险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
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从低碳转型的一般演化规律、目标导向、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四个方面阐述了转型进程中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潘家华指出，低碳转型路径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通过提高能效、能源替代、增加碳汇等方式实现主动转型，二是通过应对灾难来调整发展路径的被动转型。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并以“人与自然共生”和“净零碳”为目标，将是未来社会主动转型的可行路径。低碳转型的静态分析涉及自然资产转换、人均物质消费转型和固定资产存量变化等方面，低碳转型研究从静态向动态分析的过渡则要立足于经济发展阶段，综合考虑物质消费需求、技术、制度和气候容量等因素的变迁。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指出，未来气候变化经济学应关注绿色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对“一带一路”对全球贸易走向和碳排放趋势的影响以及碳排放达峰后的发展路径等展开研究，将形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也强调，气候变化经济学应夯实基础研究，同时着眼于实践前沿。例如发掘生态脆弱区、贫困区的转型路径和红利，探究碳减排约束下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等。
   二、气候政策及其协同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涉及多方主体、多重利益和多元目标，剖析各类政策的协同效应，选择合理的气候政策工具，关乎气候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清华大学蔡闻佳副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应注重基于区域的气候政策效益评估，通过对政策的成本和效益分析，提出稳健、明确和可量化的政策建议。
   气候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等密切相关，因而实践中气候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其他政策的协同问题。中国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副院长王志强探讨了减贫、减灾和气候之间的关系，认为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使某些贫困地区脱贫后返贫，因此要将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气候变化相结合，深入挖掘贫困地区气候资源，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推动可持续减贫。暨南大学李承政等利用1989—2011年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及来自中国气象数据共享服务系统的日平均气温和降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评价极端高温的年度波动对短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农业部门的工人、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工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来说，极端气温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因此需要健全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促进工人通过转变职业、拓宽收入渠道等方式减轻极端气温带来的不利影响。河海大学姜明栋等运用非期望产出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5年间各省份的碳减排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其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只有北京和上海在两项指标上同时达到有效前沿，东部地区碳减排效率和水资源效率普遍较高，东部和东北地区区域碳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均值，未来可通过生态技术、碳权、水权等手段促进碳水系统协调发展。
   在各类减排政策工具的比较上，江西财经大学张鸿儒等将利率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碳排放上限、碳排放强度和碳税作为环境政策引入多部门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分析环境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机制与我国实际情况的拟合程度和福利变动情况，结果显示碳排放强度控制政策对技术冲击最敏感，排放上限控制和利率型货币政策有助于应对实体经济过热、高排放和高污染问题，利率规则和碳税的搭配有助于长期福利最大化。武汉大学李锴考察了四类异质性气候政策与产业低碳变革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节能目标政策可同时促进中国高碳产业转移与低碳技术创新，排污费可部分推动地区产业转移，碳市场长期能为产业变革提供动力，新能源补贴长期不可持续。
   三、碳排放达峰及减排路径研究
   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对中国转型发展形成了外在约束，如何实现达峰以及达峰后转型是我国气候治理的重点任务。
   对于我国宏观层面的碳排放达峰路径，上海财经大学邵帅教授利用指数分解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八项社会经济因素对我国能源碳排放的相对影响，认为工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和能源效率提高是碳排放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要实现碳排放早日达峰，未来应兼顾各项政策的协同性，依靠市场力量和技术突破推动转型发展。华中师范大学谌仁俊的文章在保增长的目标下寻求最优碳减排目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分析模型，测算总量减排下中国工业的潜在产出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表明实施适度的总量减排目标政策能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升技术水平和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则能使工业适应更高的减排要求。南开大学郗艳萍等以减排政策为外生变量，以“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减排目标为约束，构建了优化动态气候经济模型，对中国2015—2030年以及2030—2050年两个阶段内不同减排路径下的环境损害成本、减排成本及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模拟分析，据此提出我国减排路径可分为两阶段，在第一阶段应注重减排速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阶段需关注碳减排平台期长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减排上尽可能先平缓速度再加大力度。
   具体到各区域和各部门的减排路径，大连理工大学宁亚东等通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二层多目标优化模型，研究发现，各地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节能减排目标存在不匹配问题，需要以公平性与科学性为准则，引导各地区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地分解节能减排指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黄辉等聚焦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构建了充分反映城市化背景的潜在类别混合回归模型，用于考察不同城市化阶段下相关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特征，并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技术对碳排放演变趋势进行动态情景分析，最终得出碳排放达峰的必要条件在于城市化发展速度、减排技术与政策相互匹配。
   此外，在碳排放核算基础研究方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蔡博峰主任介绍了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及其自主开发的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碳排放网格数据库(CHRED)。该数据库收集了2015年中国城市各部门和各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并纳入多种国际城市数据。中国城市类型多样，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这就为中国城市的低碳发展提供了一个浓缩而多元化的大样本，未来应加强在基础数据建设方面的合作，建设中国长时间序列城市数据，为助力低碳转型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四、碳排放转移与减排责任分担
   国际贸易背景下价值链分工和产能合作有助于激活全球经济，推动各国产业结构转型，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物转移和碳排放转移。湖北经济学院程思等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投资非效率模型，分别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高碳密集型行业和低碳密集型行业的直接投资潜力及效率，并采用“一步法”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潜力不断上升，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对行业直接投资潜力影响显著，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武汉大学彭华荣等以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15个欧盟国家为研究对象，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回归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及其欧盟国家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趋同情况，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盟国家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差距显著，其中中东和西亚等高收入国家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普遍较高、与欧盟国家能效的趋同速度较快，低收入国家则应加快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技术扩散能力，尽快缩小与欧盟国家间的能效差距。
   关于中国省际碳转移和减排责任分担，武汉大学胡艺等基于中国27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出口贸易、地理特征和空气污染的关系，发现出口贸易对空气污染存在正向影响，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影响更显著，出口贸易对邻近城市空气污染的间接效应大于本市空气污染直接效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出口贸易质量将是降低出口污染的可行途径。西安交通大学何宇鹏等采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衡量2013年各省碳转移量和转移方向，并以地区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为分担因子对国内净碳转移进行责任分担，研究表明各省“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差异大但排名相似，东部发达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存在显著的净碳转移，净碳转入地和转出地在省域间净碳转移量分担比重上存在差异，需要完善地区差异化减排和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
   五、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确保我国更好地扮演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新角色，提高国际影响力，相关研究亟待加强。
   IPCC第一工作组主席翟盘茂系统阐述了《巴黎协定》签署以后气候变化评估工作进展，他指出，IPCC评估报告是围绕气候变化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综合评估，与政策具有相关性，但又对政策保持着中立关系，不作任何指令或规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纳入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盘点、区域和城市等新议题，并加入了“全球15℃增暖”、“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气候变化与陆地”三个特别报告。其中，15℃增温目标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涉及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道德和公平等问题，其可行性取决于制度能力、政策和资金、多元治理、技术创新、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
   外交部周倩主任总结了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的“位”与“为”。当前环境治理的全球趋势呈现相关政策条约不断完善以及学科交叉等特点，中国肩负着“生物多样性大国”、“碳排放大国”、“多边进程中的重要参与方”等多重标签，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动主要体现在理念引领、政治推动力和通过“干中学”改善国内生态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生态文明进程密切相关，应同向而行，未来应当充实国内发展基础，向世界贡献中国经验，推动跨学科交流。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赵黛青指出，气候变化既是灾难和挑战，又是一种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刚结束的旧金山“气候行动世界峰会”上，各国在减排的政治意愿、国家态度和行动选择上初步达成共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行动。对于决策层而言，气候治理要始终与发展紧密联系，气候变化经济学对于衡量气候治理的代价、短期和长期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研究员王文涛也提出，由旧金山“气候行动峰会”议题可知减排、资金、技术和领导力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环节，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表现出“国退民进”和“政策退技术进”两大趋势，以绿色创新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对我国而言尤为重要。
   六、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平台与教材体系建设
   气候变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新兴领域，方兴未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气候变化经济学学术体系和教材体系，旨在为中国制定气候政策，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供理论支撑。在“期刊沙龙”环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动态》、《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城市与环境研究》等期刊代表齐聚一堂，肯定了构建中国特色气候变化经济学对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各位负责人分别就各自期刊的发展情况、特色、选稿标准和审稿制度做出详细介绍，向广大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人员发出邀约，致力于为推动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搭建学术平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气候变化经济学优势学科”研究团队领衔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材在大会上就编写进展进行了汇报。该教材体系由10部教材组成，分别为《气候变化经济学导论》、《减缓气候变化经济学》、《适应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气候金融》、《碳市场经济学》、《碳排放核算方法学》、《贸易与气候变化》、《低碳城市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和《绿色发展经济学》。中国石油大学赵晓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韩晶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先华教授对教材体系分别做出精彩点评，强调经济学精品教材应有的学术性、严谨性、趣味性、普适性、规范性和完整性等特征。
   潘家华学部委员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是一项百年大计，要久久为功，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材编写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需要各方协力合作、共同参与、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