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且深远的作用，而文化的形成与演进也受到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文化不但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引导着人们在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做出决策并实施行动。尤其是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是当前中国文化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为进一步促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的文化与经济研究，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发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承办的第四届文化与经济论坛于2018年9月28日在中山大学召开。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才国伟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李涛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分别致辞。才国伟教授表示经济增长是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和经济论坛的召开切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李涛教授回顾了论坛的发展历程，对于文化与经济论坛的后续发展寄予厚望。张永山社长表示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经济学应关注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如果不注重文化层面的构建，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底蕴，更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研究。本次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分别由张永山社长和李涛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唐寿宁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史宇鹏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李树教授、厦门大学潘越教授以及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分论坛论文报告环节，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深圳大学、西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学者分别进行了论文汇报和学术讨论。闭幕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主持，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李树院长代表下一届论坛承办方邀请与会嘉宾继续同行。
一、 汉语方言和语言行为的经济影响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方言不仅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紧密相关，更是区分不同族群的身份标签。方言，对个人和企业决策以至地区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赵文哲和王韬利用2013—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了方言技能对流动人口户籍迁入意愿的影响，发现方言主要是通过增强社会认同感和降低迁入地的歧视，从而提高流动人口的户籍迁入意愿。蒋为等测算了不同县级层面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方言壁垒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地方分割，从而限制了中国企业本地市场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刘毓芸等认为方言是一种资源分配的标签，来自专项转移支付的证据显示，如果与地方政府的政治中心归属于同一方言区域将获得更高的转移支付，地级市内部的财政不平等主要由方言间不平等所导致，这也带来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和严重的资源错配。
方言距离经常被用来表征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与此相关的还有基因距离以及其他文化维度距离。曹春方和梁平汉基于45个国家构建配对国家样本，以1987—2006年国家间专利引用情况度量知识流动，发现基因距离对知识流动具有显著的阻碍效应。王明灿和王贤彬将影响贸易的距离类变量区分为感性距离与理性距离，基于日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殖民侵略对被殖民地区在感性距离上带来熟知度与仇恨度的共同上升，这两种特征与对日双边贸易分别起着促进效应与遏制效应。田子方聚焦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扩展边际，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影响文化产品出口，而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于提高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作用。马忠新考察市场化进程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并构建“古都距离”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认为古都距离度量了封建王朝文化对首都以外地区的影响程度，在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仍“残留”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文化基因中，并对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阻滞作用。
方言多样性是族群多样性的重要表征，黄灿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方言多样性不利于信息环境的优化，进而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而且方言多样性也会降低公司治理水平，包括降低投资效率，加剧代理成本，降低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中国城市人口多样性特征日益突出，金江和张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发现人口多样性显著改善了本地居民的幸福水平，而且主要是通过增加本地居民的闲暇时间和提升消费多样性水平而发生作用的。除了汉族内部方言的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同样是中国的重要国情，梁斌和包特通过公共品实验研究了汉族和蒙古族参与者在单一民族群体和混合民族群体内的合作和惩罚行为，结果表明混合群体在没有惩罚的情况下产生的合作低于单一民族群体，但在有惩罚的情况下产生的合作介于全汉族和全蒙古族群体之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需要通过语言，不同的语言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一样。杨扬等在实验室实验中请参与者使用水果符号来表达不同的表情图标，如果参与者表达一致，则为沟通成功，否则沟通失败，随着博弈的进行，人为编码的语言，即大家对事物的共同认知就这样形成了，并通过奖励和改变符号的成本来影响参与者形成不同类型的语言，进一步检验在使用不同类型语言后参与者对描述过的表情的理解是否也有相应的差别。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语言的使用更是一种“艺术”。于李胜等利用上市公司的MD&A文本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越多，MD&A文本相似度和可读性均显著降低，而随着MD&A相似度的增加，投资者的市场反应也越弱，表明管理层既想向投资者传递更多信息，又担心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故采取“标新立异”和“晦涩难读”的披露策略。祝继高等以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公告中全部董事的非赞成意见为样本，发现在国企中，直接型表述比委婉型表述具有更好的市场回报，也更容易在未来使得相关事项得到改善，在非国企中则两类表述没有显著差异。
二、儒家文化、宗族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
潘越等使用族谱数据测度地区宗族文化，发现宗族文化越浓厚，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而且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更多的宗族成员参与股权融资过程，企业在采购和销售过程中能够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且更愿意和宗族成员的企业进行交易。同样是族谱数据，张博等以此衡量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弱，基于2010—2015年“人人贷”平台的借贷交易样本，研究发现借款人所在地市的儒家文化可以显著提高其借款成功率，并缩短单位资金的借款时间，作用机制在于儒家文化可以传递借款人重视信用和诚信的信息。对于宗族泛化现象，东南沿海由于“倭寇之乱”、“迁海令”以及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普遍形成超越血缘的姓氏网络，赵子乐和林建浩基于此研究同姓企业家之间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行业研发投入均值越高、城市人均GDP越高，姓氏网络作用越弱；大姓与小姓的姓氏网络影响没有显著差别，但如果企业与研发领先企业“同姓”，则会有更高的创新产出。
除了宗族形成的社会网络，李涛等关注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中的市民资本维度，以投票和阻止毁绿等破坏公物行为作为衡量指标，研究个人层面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所在地区的公民意识水平越高，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的消极影响会变小。段军山等考察本土环境下社会关系、宗教信仰和信贷需求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社会关系越广泛的个体接受到的信息冲击和观念冲击更为复杂，其与借贷需求显著负相关；在中国的传统氛围下，宗教信仰更多地是通过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约束自身借贷行为，对信贷需求产生负向影响。
在儒家文化中，金智和梁上坤强调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们研究发现儒家文化的平均主义显著降低了公司薪酬差距，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也降低了公司的风险承担，进而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郝颖和宁冲的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较高的行政级别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政治声誉和晋升激励，满足了“入仕抱负”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对于民企而言，市场声誉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郑志刚等认为独董以换届未连任方式完成的更迭与“和为贵”的传统商业文化有关，实证考察独董换届“未连任”现象出现与公司未来发生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揭示独董换届“未连任”现象可能传递的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信号，看似通过换届悄无声息离开公司的独董成为解读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特殊渠道和重要途径。樊勇和李昊楠将符合“仁”和“礼”特质的利他效用函数、具有描述个体异质性公平观潜力的公平观函数以及包含中国特有的“面子”耻感文化的道德成本函数引入到纳税遵从模型中，采用期望效用分析方法演绎推导利他主义、心理成本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梁若冰认为文化、传统与习俗往往是人们对所处环境变化的响应，通过断点回归方法，利用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估计了黄泛区内外县市在性别观、宗教观以及信任感等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生育、抚养与继承是家庭永恒的主题。周迪和王海港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16年中国家庭生育调查数据，发现严格计划生育执行后，基督教信仰家庭生育二胎的概率显著高于无宗教信仰家庭，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环境下，基督教信仰对生育意愿影响仍然显著。郭凯明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家庭隔代抚养提高了家庭生育率、降低了女性劳动供给，进而在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发现有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的经济中劳动力数量增长更快，劳动力质量增长更慢，延迟退休年龄后，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和年轻人劳动供给下降。陈屹立以中国继承和赡养规则为例，讨论了在法律和习惯的比较中，为什么法律往往不被人们采用，他认为规则系统、契约不完全性与执行成本是重要原因。
三、性别偏好、幸福感等观念和行为
龚冰琳针对性别平等是先天自然性的还是后天培养形成的进行研究，利用母系文化的摩梭族和父权文化的彝族具有巨大差别这一背景，实验研究发现彝族女性的求婚需求明显高于男性，摩梭族女性比男性能做出更公平的提议，进而支持达尔文的观点，后期教育和培养对此是有重要作用的。牛梦琦和杭静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存在男孩偏好的家庭，男孩认知能力反而低于女孩，这主要是因为性别观念保守的父母可能会对男孩过度宠溺，降低男孩学习的努力程度。李新荣和黄鑫然从性别比失衡的角度解释低信任现象，认为其影响机制是，正常的性别比是“公共物品”，性别比一旦失衡则会导致无法内部化的负外部性，从而显著降低社会信任水平。生儿子的村民会比没有生儿子的村民更积极地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吗？丁从明和梁甄桥的研究发现，有儿子将使得村民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概率提高约76个百分点，父系制度下的“随夫居”家庭居住模式和重男轻女价值观念下的“面子效应”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机制解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各级领导干部中女性官员所占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陈刚和钱李金沙使用2001—2015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衡量女性友好型政策，研究发现，女市长显著提高了教育这类女性友好型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科技支出这类非女性友好型支出的占比。
幸福感、主观经济地位等主观感知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而歧视、同群效应以及风险分担等则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并在劳动经济与公司金融中有明显的体现。李树强调了消费的重要性，认为当下消费不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提出幸福感的重要性，希望探讨幸福感的消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高幸福感能够带来高消费，这与高幸福感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的减小有关。伏霖等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其所在区县的相对收入的提升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强的地区，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史宇鹏通过对比国内外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午睡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惯，进一步研究表明午睡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是一种投资，这一结果在指导企业和政府在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时，体现在可以应该保障员工的午睡时间。求职者是否会因为第一学历层次差异而受到雇主的歧视对待，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市场中是一个受到争论的问题。李彬等通过发送简历的应聘现场实验，发现第一学历为本科非211工程大学比211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初次就业中收到显著更低的简历回复，实习经历等简历信息质量的整体提高可以稍稍降低第一学历歧视的程度，第一学历歧视更多地来源于统计性歧视，而非偏好性歧视。已有文献表明，同群效应广泛存在于个体微观决策，并且可以由社会学习理论加以解释。周开国等将研究视角转向公司层面，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研发投资同群效应，尤其是高技术行业。同群企业财务信息作为学习效应的信息来源，会提高上市公司研发效率，并减少自身研发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王睿新等研究了礼品交换如何有助于克服风险分担中的有限承诺问题。由于利他偏好只会降低朋友间馈赠礼品的心理成本，昂贵的礼品对于“真朋友”来说更加心甘情愿，却会让“假朋友”望而却步，从而有效传递了识别利他偏好的信号。他们基于一套贵州农村礼品清单的独特数据库，准确识别了起信号功能的礼品馈赠，并实证了这些礼品对增加风险分担能力的显著贡献。
四、地方官员与公共治理
徐现祥等的研究显示，全球至少有98个国家或地区定期公布经济增长目标，基于中国企业的证据表明有偏的增长目标管理将导致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增长目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资源错配程度平均提高4%。地方官员是塑造地区政企关系的重要力量，于文超基于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官员更替通过增加民营企业被动寻租和税费支出进而降低民营企业开工率，而且政治关联会强化这种负向影响。中国的制度创新总是始于某些地区的先行一步，然后通过制度扩散推广至其它地区。李仲达等发现中国城市间的制度扩散存在正向的文化空间关联，而地方官员的异地任职可以有效缓解文化差异对于制度扩散的阻碍效应，而且主要通过增进跨区域信任来发挥作用。俞剑和方福前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企业越愿意选择合作研发创新和模仿创新模式，而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企业选择独立自主创新模式的意愿，但补贴过度反而抑制企业选择独立自主创新模式。
中国行政体制内部存在各种“条块”关系，梁平汉和周润桦在一个相对绩效考核模型中考察地方政府内部横向权力结构的影响，理论结果表明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可以提高成员的努力程度，而地方领导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弱化相对绩效考核的激励效果。严打是中央（上级）政府根据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违法情况做出的一种刑事执行政策应对。戴治勇认为执法支出滞后与即期的违法需求造成了类似于价格蛛网式波动的执法波动和违法波动，应该根据两类波动的弹性相对大小差异，采取不同的执法模式。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褚红丽和魏建基于2014—2016年村干部的腐败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作为村“代理人”的身份相比，村干部更多地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进行腐败，无论是监禁刑还是财产刑，村“代理人”身份的腐败惩罚力度明显低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李兵等基于官方纸质媒体构造城市媒体联系指数，实证研究了市场导向和政治关联对于城市间媒体报道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增强了城市间媒体报道偏见，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导向对于城市间媒体报道偏见影响显著，而政治关联不显著。地方经济指标失真问题近来频见报端，李晓霞等以中国夜间卫星灯光数据估算各个省份的经济失真程度，发现其导致辖区内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在地方经济失真程度较大的地区，地方政府通过信贷投放增加了企业的融资资金，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
五、总结
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研究，唐寿宁指出应以文化为主导。人的本质是要实现人的价值意义，而非追求物质生活。人类是为了更高的理想而生存，不应只关注经济增长，应破除市场迷信，在恰当的文化背景下，讨论经济安排的问题。本次论坛的入选论文围绕“文化与经济”主题，尤其聚焦于汉语方言、儒家和宗族文化、生育与性别观念等文化元素，深入探讨经济发展、公司金融、劳动经济、法律经济、实验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重大问题。《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社长认为，通过建立发起单位制度、严格的论坛工作章程和论坛学术委员会筛选制度，文化与经济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文化与经济领域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期待未来更多的高校能够参与，不断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