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解决国际合作关系而推行的现实举措。但在当今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政治步入激变期和“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新时代，需要在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融入中国特色，实现以中国特色为主要内涵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助力中国协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基于这一背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商务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地缘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8年9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承办，西南财经大学地缘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共同协办。地缘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特定国际区域内经济战略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本次论坛致力于围绕近年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从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的视角研究当前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解答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地区冲突等热点问题以及如何调整未来的对外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西北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海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等5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和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林岗分别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开放研究院院长林桂军、哈尔滨商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曲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分论坛交流阶段，共开设了“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问题研究”、“区域经济合作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研究”四个主旨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张杰、《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和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商务研究院执行院长、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文革分别作大会总结性发言，概括性梳理了主要交流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但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因各种“黑天鹅”事件快速调整，迫切需要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适用性分析框架、研究范式和政策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认为，当今世界格局已经由单极化向多极化演变，地缘政治在各国经济博弈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解决双边和多边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开放研究院院长林桂军详细解读了北极在未来世界地缘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北极逐渐实现通航，对世界经济地缘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传统航线地位下降，例如中国贸易的90%靠海运，北极一旦通航，中国海上贸易的航程将减少40%，运输成本将缩减20%至30%；其次，美欧亚大陆边缘战略削弱，俄罗斯的北方将不再被冰冻的北极保护，而完全暴露在外部势力面前；最后，中俄关系将进一步升温，中国有可能成为北极战略的调节者。他最后指出，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活动由地理因素决定，而北极未来的开发利用能再次实现财富的地理再分配，中国应积极采取诸如投资等方式参与北极治理，在北极的开发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此外，哈尔滨商业大学曲振涛教授也围绕北极展开了对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开发利用的解读。曲振涛教授认为当前中俄开发“冰上丝绸之路”的意图基本明确，且已具备开发的可行性。他指出东北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可以借助“冰上丝绸之路”发展冰雪产业并进一步引进高端制造业人才振兴东北经济。不仅如此，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应协同俄罗斯在“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建立自贸区、自由港，为贸易的往来提供便利性。

   以上专家分别探讨了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经济问题，而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李红伟则从全局性的地缘政治视角探讨了世界秩序重构与中国崛起问题。他通过对近十年来世界主要地缘政治事件分析发现，当今世界秩序在地缘上正在形成以亚欧大陆为核心，七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为基础，具有内外制衡与相互依赖特征的全球性权力系统。李红伟认为这一新的全球性权力系统正在推动世界秩序的新一轮重大变革，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并驾驭这一趋势，主动建构和维护以此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平衡，方可和平崛起。

   同时，为了预防地缘政治风险，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和周洋从价值链贸易依赖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实证分析了其对世界各国参与价值链对中国依赖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缘政治风险越大，世界各国参与价值链对中国的依赖度越高。此外，他们还进一步结合博弈论模型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当两国价值链贸易依赖度都提高时，两国间会产生新的贸易摩擦，但仅限于低级别的贸易摩擦并且不会导致贸易战的发生；当两国价值链贸易依赖度都降低时，两国发生贸易战的概率会增加。

   二、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

   中国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旨在加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蕴含的全球价值观包括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河南大学宋丙涛和潘美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为解决国际合作关系而提出的现实措施，也是中国古代文明思想，尤其是天下大同理念的发展与延伸。而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哲学基础是大禹治水传说隐含的地域性利益共享理念，可行性的现实基础则是实验经济学不断揭示的人类拥有利他道德基础与集体主义偏好。南京审计大学戴翔则从三次经济全球化展开述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不仅是中国开放发展实践的总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成果，更是适应和引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理念创新。他进一步指出，秉持“命运共同体”新理念，走出“全球增长共赢链”开放发展之路，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唯一取向，有利于中国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并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和基本理念，北京大学邵宇佳通过实证分析和动态理论模拟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他首先基于当前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显著增强和国际分工已由产业间分工过渡至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大重要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国的增加值贸易越大，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就越大。之后，考虑到已有文献对国际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结论存在争论以及一般贸易存在的“统计假象”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引入其他贸易传导途径，如总贸易、产业内贸易等，研究结果发现只有增加值贸易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影响效应，进而得出增加值贸易才是国际经济周期核心贸易传导渠道的结论。最后，针对这一结论，他构建了两国和多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验证，其中理论模拟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从而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维持经济周期和谐联动更需关注增加值贸易。

   此外，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和付书涵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与双边贸易的联动效应。她们以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例，基于中国对俄蒙两国的投资、中俄和中蒙双边贸易的现状分析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中俄、中蒙双边贸易均表现为进口促进效应和出口创造效应，且出口创造效应大于进口效应。最后，为中国进一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局部性建议。

   三、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非洲作为“一带一路”历史和自然的延伸，中国同非洲一起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经济意义。虽然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援助非洲，但中国的援助具有额外的正外部性。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李兵和董泓孛研究了中国援助非洲对当地冲突的影响。他们采用2000—2013年48个非洲国家的AidData援助数据与ACLED冲突数据，以中国驻非大使更替、中国外汇储备与一个非洲国家接受援助频率的交互项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与当地冲突的因果效应，结果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并不会像美国等国的援助那样增加了当地的冲突，反而会减少冲突的发生。针对这一意外的结果，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得益于中国对非洲的社会服务领域无偿援助，包括教育、人口与健康、女性发展。这些援助切实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提升了人们的素质，从而减少了冲突的产生。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除了能够稳定当地生活环境外，对其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正外部性。西南财经大学孙楚仁等研究了中国援助非洲对其出口结构的影响。他们采用2000—2013年的“AidData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数据”、“BACI双边贸易数据”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以“联合国大会投票数”作为援助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会促使非洲受援国增加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宜的产品出口比重，减少与其发展水平相脱节的产品出口比重。换言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有利于非洲国家的出口结构朝着更适宜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向调整，有利于促进非洲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河南大学许志成研究了中国对非的援助和支持性投资对非洲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他们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整合的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与政府支持性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强于世界银行的同期项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援助非洲的社会福利项目和直接援助项目具有较强的即时性，而基础设施项目则具有较长的滞后性。最后，他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空间依赖性稳健性检验，发现基础设施项目对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小取决于空间溢出效应，如何发挥空间集聚效应决定了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益。

   四、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期的“一带一路”建设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经经历了5年的发展和努力，完成了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注入推动力量、增添不竭动力。但在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和“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新环境下，“一带一路”经过5年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而如何在未来实现“一带一路”共建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则是下一阶段的基本要求。

   面对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刘典从国际体系转型的视角采用全球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中国共建“一带一路”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次国际体系转型的最大特点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大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的竞争与合作而逐步演进的，而“一带一路”能够联结分散于全球的碎片式互动关系，实现“利益和合”、“价值链融合”和“机制耦合”，从而打造全球治理的新型网络，重构全球治理范式。而上海外国语大学邹志强探讨中东地缘政治经济新变化对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他认为“一带一路”拥有重大的地缘经济意义，在中东地区尤为突出，当前的中东格局变动会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地区大国激烈争夺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恐怖主义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能源、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地缘经济风险。

   虽然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加强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但同时受到部分国家的质疑，认为中国是在输出其国内的过剩产能。中央财经大学的孙瑾和王小龙通过对中国与11个已签署RTA协定的“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和产品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输出的是高质量产品，其中签订RTA条款覆盖率和法律承诺率较高的区域贸易协定会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此外，研究还表明共建“一带一路”是符合当前国内外共发展的必然现实选择，同时有利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除了货物贸易外，文化产品也是重要合作内容。针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规模日益扩大，且在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上海海洋大学陈晔研究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文化产品的潜力。他通过构建一个衡量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潜力的“文化贸易—经济贸易指数”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分成“文胜质”型国家、“文质彬彬”型国家和“质胜文”型国家三类，其中以“质胜文”型国家最具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潜力，“文质彬彬”型国家次之。这为我国共建“一带一路”文化资源共享库等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

   五、地缘政治经济新挑战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解读

   中美贸易摩擦事件起始于2017年8月18日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即调查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歧视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调查结果于2018年2月28日认定中国出口的铝箔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在2018年3月8日宣布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3月15日决定对中国产铝箔产品征收“双反”关税，涵盖中国出口至美国钢铝产品，金额约为40亿美元左右。一周之后，美国正式签署备忘录，依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至此，中美贸易摩擦正式拉开帷幕，至今已经持续一年之久。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本质和未来进展，教育部“长江学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中美贸易战对美国也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对企业而言，对中国进口品的征税不仅破坏了全球供应链，其实也是对其本国企业征税，因为美国进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其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企业寻找替代品的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较大。之后，盛斌教授指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其实是一种战略实力较量，是一种商业冲突，也是一次体制竞争。美国希望发动贸易战来消除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盛斌教授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可能进一步上升，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创新和稳定汇率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

   此外，吉林大学李俊久就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权力逻辑进行了梳理，指出从中美关系的变化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正不可逆转地由“战略接触”转为“战略遏制”，从“战略伙伴”质变为“竞争对手”，而从逻辑来看，这是中国快速崛起引发的美国“权力转移”综合征。最后他认为，针对贸易摩擦中国需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美国的贸易重压，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深刻贯彻科技强国战略。

   其实，中美贸易摩擦也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探讨了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她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GVC嵌入对贸易保护可能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贸易保护的影响。之后进一步探究影响根源，从经济波动、就业增长、全球生产链位置波动等三条路径探究GVC嵌入影响贸易保护的机制。最后总结得出三方面突破治理贸易保护的启示，认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和加强经济合作，是抵御贸易摩擦的重要出路，同时贸易保护的治理需要协调全球价值链治理和政策框架治理的关系。

   除了从价值链嵌入来应对贸易摩擦之外，浙江工商大学谢杰、李贺和刘文革还从出口产品质量来探讨如何应对贸易摩擦问题。他们采用2000—2009年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在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过程中将通过中间品效应、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和市场效应突破抑制区间的阈值，并由质量抑制转变为质量提升，并取决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贸易类型、技术水平和企业所在地区及城市群中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分布特点。他们认为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有助于企业打破出口质量的提升瓶颈，为实体经济质量提升和企业有效应对外部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